领学活动讲稿：关于编辑工作

领学人：李文兵

领学时间：3月3日上午

 

吕叔湘先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曾说过：“我经常看《出版工作》，从中得到很多教益，知道了很多情况。其中有一个问题确实是很值得注意的，就是一般人对编辑的看法不正确。说某人是某大学的教授，‘啊，是教授，’可是说某人是某出版社的编辑（引者按，这里实指相当于教授的编审），就觉得无所谓。可是实际上当好一个编辑不见得比当好一个教授容易些，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更困难些。”

本人高中毕业后，从十八岁起就以职工子弟身份到西藏参加教育工作，仅做了半年小学教师，后来就教初中；大学毕业后又教高中、中师，也曾短期在大学任教,又曾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编了四年书。我与吕叔湘先生大有同感，简言之，就是感觉编辑工作并不像有人想象的那么不简单。不简单在哪里呢？下面先谈一谈本人二十多年的编辑工作体会。

一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爱因斯坦的这句名言道出了热爱对一个人谋事的重要作用：热爱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基础。热爱能激发人的潜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之对事业的完美充满渴求，即便是遭遇困难挫折，也能“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宿迁设立地级市，我是第一个从县志办调进市史志办的（当时市里还没有设党史办）。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单位的的部分同志，甚至是主要领导同志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算不得热爱这项事业的：消极怠工者有之，跑官跳槽者有之，心不在焉者有之，妄自菲薄者有之......所以，工作业绩也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在座的全都热爱修志这个编辑工作，换言之，我们这个单位已经完全不存在上述问题了，所以，咱们要进一步研究做好编辑工作的一些具体问题。

二   要有相当的知识准备

谈到知识准备，我想重复我们的领导孙正龙主任曾经在某次会议上引用过的《庄子·养生主》中的一段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可见早在先秦的诸子百家时期，那时候人类积累的知识总量还远远不能与今天知识大爆炸相提并论的时候，先哲们就已经意识到短暂的人生是不可能占有无穷的知识的。那么，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

（1）要从头认识字词的极端重要性。“读书从识字始。”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或许太过明白了，反而使得有些人把识字辨词的事，特别是研究常用字词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对于这个问题，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告诫我们说：“正是这些常用词似懂非懂，才使人们对古代作品的了解，不是囫囵吞枣，就是捕风捉影。掌握常用词也可以说是掌握了一把钥匙......”事实上，即使是现代汉语，也只有熟练地使用这把钥匙，吃透几千个字，稔熟上万个词，才能算是有了一点真功夫，从而进入编辑工作的自由王国。

（2）先举自身的两个负面例子。本人自幼喜爱写作，作文课更是我的最爱，中小学的语文老师对我总是偏爱的。可是待到1972年1月高中毕业，同年9月进藏从教，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读书识字方面还没有入门呢。事情是这样的：西藏自治区驻青海格尔木办事处职工子弟中学是我的工作单位，我参加工作不久就被选为共青团干部。办事处团委给我们学校发来一个会议通知，上面有“勿请准时出席”的字样。我的二哥在解放初于淮阴读过两年私立中学，并未毕业就参军了。此时是汽车大修厂的一位工人。他到我宿舍，无意中看到这份通知，于是问我有无错字。我竟一时看不出来。二哥叹了口气，缓声地说：“西格办好赖也是地专级单位，下属的团委是县团级，怎么能发一个会议通知而又禁止人家去开会呢？这样的错字你竟看不出来？这倒使我看出来你这个老师定会误人子弟的喽！”我羞愧难当，从此《新华字典》随身带，晚间睡觉放枕旁。功夫不负有心人，过了半年，我便从小学部调初中部任语文教员。从低调高，心里自然高兴。可是高兴的劲儿还没过，又出了一个洋相。那是我自己写的一份工作总结，最后有“努力上劲”的措辞。好在总结还未上交，就被同宿舍的同事发现“上劲”当为“上进”之误了。

（3）再举两个与学术大师有关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事业大繁荣。同时咱们也得承认，繁荣的背后问题多。北京大学的王力教授被学术界公认为当代中国最伟大的语言学家，著作等身。他在近八十高龄的1979年应《新闻战线》之约为其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道：“我老了，写文章还常常查字典、词典，生怕用词不当。识字是基本功，同志们不要轻视它。”想不到就是这篇文章，自作聪明的编辑竟把文章的题目给改了。由此引出王力先生在后来另一篇文章中一段近乎声明的话语：“最近我在《新闻战线》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谈谈写文章》，编者把我的题目改了，改成《我谈写文章》。一字之差差得很远，我说‘谈谈写文章’，是说我谈的可能有错误，是很客气的说法，改成“我谈写文章”，好像我很了不起......”

再举一例，还是王力先生的。他在1980年第二期的《语文学习》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谈谈写信》：文章说：“近来某些人的来信中常常出现‘您们’这个词，甚至在某会议给中央领导的致敬电中也用‘您们’这个词。其实现代汉语里这个词并不存在。......最近某杂志刊登吕叔湘先生的一封信，编辑部把信中的‘你们’擅改为‘您们’。吕先生写信批评了编辑部。他说：‘我从来不说“您们”！’我们写信时，应该注意避免这一个语法错误。”

三   要力求既专又博

上面从字词谈到了语法，又说这些是“知识准备”，似乎有点文不对题，其实不然，至少我本人认为是对得上的。自古“识文断字”就是有知识的代名词，至少从狭义上讲，较好地掌握了语言文字，也就大致可称文人了。然而咱们上文又说过，知识的大海是浩瀚无边的，所以，只有语言文字的基本功还是远远不够的。

大家都知道，王力先生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主编了一套《古代汉语》，根据他的弟子郭锡良等于1997年所写的“重版校改后记”：当时就已“累计印了近三十次，总印数接近一百五十万部。纸型已经模糊，需要重排。”根据这个“后记”，我们还知道：“出版后不久，香港、台湾即出现翻印本，日本学者丰福健二教授等把通论部分译成了日文（书名《中国古典读法通论》）出版。1987年举行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评奖，评选三十多年积累出版的教材，这部《古代汉语》获得了特等奖......”我所以不厌其烦地在这里介绍这部书，因为它使我受益匪浅，而且必将终身受益。许多人都说大学阶段是读不完这四册巨著的，确实如此。我于是在大学毕业后利用四年多里的业余时间把它精读一遍，且在末页记曰：“1984年7月1日卷终。”在其校订重排本的尾页，我又写道：“李文兵于2004年9月12日研读完第二遍。”正如英国实验科学的始祖弗兰西斯·培根所言：“书籍好比食品。有些只须浅尝，有些可以吞咽。只有少数需要仔细咀嚼，慢慢品味。所以，有的书只要读其中一部分，有的书只须知其梗概，而对于少数好书，则要通读，细读，反复地读。”

请注意上述日本人集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通论部分而译成《中国古典读法通论》这件事。大家知道，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是王力先生《古代汉语》的首创。日本人将第三部分抽出来独立成书，真是独具只眼。他们精明地注意到，如能读懂这部书的整个通论，几乎可以说就是个中国通了。因为它涉及的不仅是古代汉语理论本身，还有“古代文化常识”，其中包括天文、历法、乐律、地理、职官、科举、姓名、礼俗、宗法、宫室、车马、饮食、衣饰、什物等等。

为了尽可能吃透这部书，我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及时购买了与其配套的31.5万字的习题集，并最终于2006年2月3日将其做完。

在座的同仁可能会说：我们是来听你讲编书的，又不是来听你讲如何读书的。我的回答是：未闻有不读书而能编书者。读书愈精，编书愈善。《资治通鉴》，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北宋司马光编纂。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另有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自《周纪》迄《五代纪》，记载了周威烈王三十二年（前40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据说毛泽东一生读了七遍，你说他编得好不好。就是这个司马光，我在网上找到关于他的一段文字：“司马温公当世大儒，博学无所不通。虽已贵显，而刻苦记览，甚于韦布。尝为某言：‘学者读书，少能自第一卷读至卷末，往往或从中、或从末，随意读起，有多不能终篇。光性最专，犹尝患如此。从来惟见何涉学士案上惟致一书读之，自首至尾，正错校字，以至读终，未终卷誓不他读。此学者所难也。”

要彻底解决“此学者所难”，读好书、编好书，比司马光小一百一十一岁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朱熹给出了答案。这位由福建南溪书院出身的理学正宗生前备极人臣荣宠，死后从祀曲阜孔庙。究其成功的秘诀，我认为是与他善于读书分不开的。它是我国第一个系统研究读书理论和读书方法的人，搞清楚他的理论和方法，并且躬行之，对于我们编好《宿迁市志》，无疑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朱熹读书方法的精义是：

（1）循序渐进。他认为读书要按照一定的次序，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主张如果有两本书，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在同一本书中，则“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乱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且如一章三句，先理会上一句，待通透，次理会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晓，然后将全章反复细绎玩味。如未通透，却看先辈讲解，更第二番读过，须见得身分上有长进处，方为有益”（《朱子语类》卷十一）。他要求读书量力而行，打好基础，逐渐深入。

（2）熟读精思。朱熹认为，读书要从反复诵读入手，做到学与思结合，力求透彻理解和领悟，牢固记忆和掌握。“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意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若读得熟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训学斋规》卷四）。精思的过程是从无疑到有疑，又从有疑到解疑的过程。“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有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

（3）虚心涵泳。朱熹认为读书要有虚心的态度，仔细认真，沉浸其中，周密思考，反复琢磨，多方验证，才能明辨是非，解决疑难。他说：“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以为有功耳。”（张伯行《学规类编》卷四）

（4）切己体察。朱熹认为，读书要联系自己的知识、经验来理解推断，“将自个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与己为一”。同时，他认为读书又不可固执己见。“观书以己体验，固为亲切，然亦须遍观众理而合其归趣乃佳。若只据己见，却恐于事理有所不同，欲径急而反舒缓也。”

（5）着紧用力。朱熹认为，读书要勤奋、抓紧，舍得下苦功夫，花大力气，才能成功。“宽着期限，紧着课程。为学要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见元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三）。他很重视情感在阅读中的作用，指出阅读时要振奋精神，有紧迫感，不能松懈，“直要抖擞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

（6）居敬持志。朱熹认为，读书要有纯净专一的心境和坚定远大的志向。敬，指持身恭敬，严肃认真。“敬不是万虑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方无事时，敬以自持......乃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同时，他指出为学以立志为先，志是心之所向和为学的目的，目的不明，无以为学。正所谓：“立志不定，如何读书？”

说到这里，我要照猫画虎说一句：“立志不定，如何修志？”屈指算来，本人从事地方志工作已经二十三年了。定向选调到地级宿迁市史志办备修志也已满十八年了。由于种种大家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客观因素和自身原因，对修志事业可谓乏善可陈。每念及此，总感觉对不起人民的培养和组织的厚望。想当年，我们这批所谓的“工农兵学员”是国家包下来培养的，也是包分配的。即令在高峰时期，全国一年也就招收十几万人。我是最后一届，不知具体人数；但是比我早一届的席总书记上大学那一年（1975级）我是清楚记得的，《光明日报》某日头版头条豁然一个大标题：《今年我国又有十六万七千名工农兵上大学》。既然我们的同龄人习总书记能在花甲之年挂帅，我们这些刚刚退休的士兵也应该在组织需要的时候披挂上阵，攻必克、战必胜。

实话实说，我极为看不起某些“这山看着那山高，不知哪山有柴烧”的昔日的某些“同事”。他们人在曹营心在汉，有的一心想当“法官”，有的做梦想当“权官”，就是不想当这“史官”。深恨自己被大材小用，以致英雄无用武之地，埋没了他这个人才。果真如此吗？据我观察，恰恰相反，即令拿一个普通编辑的标准来要求他们，恐怕也是不能胜任的。这叫什么呢？这叫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记得一位多年前就调出的同事在路上遇见我，好一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样子，连连跟我说：“......现在我这个单位才是好单位，好单位！......”转瞬十年过去，此人突发怀旧之幽情，尚未退休而先占史志办公室之一角，书橱一个，桌椅齐备。看来此公又要改换门庭，认定史志办是个“好单位”，修志是个“好生意”了。是的，我也曾对本单位原领导人不让我上班，把我雪藏整整十年大有意见。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司马迁《报任安书》不是明明写着吗：“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放眼现在，编修《宿迁市志》的春天已经到来。《论语》有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愿我们在座的全体同仁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市史志办公室领导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兢兢业业、勤奋笔耕、团结战斗，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编辑出版一部充分合格的《宿迁市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