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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宿迁地方史(1919-1949)——市区卷(第二编抗日战争时期)
发布时间: 2012-11-07   访问量:0   保护视力色:

第二编   抗日战争时期

[1937.7~1945.8]

 

1937年“七·七”事变,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十年内战时期的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而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国难深重、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及时通电全国,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钢铁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开展救亡运动。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团结一心,一致对外。宿迁人民热烈响应,纷纷行动起来,开展救亡宣传,组织地方武装,准备抗击入侵之敌。1938年,中共苏鲁豫皖特委派人来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苏鲁豫支队、苏皖纵队先后进入宿迁县境开辟根据地。在中共苏皖区党委及以后的淮北、淮海区党委领导下,宿迁境内先后创建宿迁、宿北、泗宿、运河特区、睢宿五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分别建立县、区、乡各级党组织与抗日民主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宿迁人民英勇顽强,前仆后继,粉碎了日伪顽的无数次疯狂进攻,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反“扫荡”、反“蚕食”、反磨擦斗争。八年中,马陵山麓、大运河畔,始终燃烧着漫天的抗日烽火。宿迁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抗战初期宿迁人民抗日斗争活动及宿迁沦陷后的形势

 

第一节   初期的抗日斗争活动

 

一、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一个包括各阶层爱国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

 

同年9月,八路军某部南下宣传队(代号兰苏维)来宿迁散发《八一宣言》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中共中央文件和传单,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立刻受到宿迁人民的热烈拥护与支持。宿城知识界涌现一批热血青年,县中教员张一平,项里初小校长陆海川,钟吾小学教员倪培修,孝廉堂小学教员蔡西野,宿师学生肖朴、黄石奇等,都满怀抗日救国激情,自发结合起来,分析研究党的抗日政策,讨论宣传和组织群众抗日的具体办法。他们利用课堂阵地,慷慨陈词,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来激励青年学生抗日热情,要求他们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从上海回来的爱国青年许里人,在《宿迁日报》发表文章,号召青年团结起来,共赴国难,激起了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与报国杀敌的决心。有的自动参加抗日武装,走上抗战前线;有的奔走呼号,深人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争先为抗日救亡贡献力量。张一平编印的《抗战吼声》救亡歌曲集,传遍千家万户;抗战歌声,响遍宿迁大地。

1938年元月,徐州第五战区抗敌总动员委员会派权翊庭来宿迁筹建组织动委会,并与肖朴、许里人、倪培修、蔡西野等人取得联系,共同开展工作。3月,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宿迁小组”成立,由张一平任组长。成员有肖朴、倪培修、许里人、蔡西野、黄石奇、肖明等。后从五战区抗敌剧社回来的陆海川,也参加了民先队的小组活动。由于民先队是秘密组织,在国民党统治下,不能公开进行活动。因此他们酝酿拟以民先队为基础,组成一个公开的群众抗日救国团体,以便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不久,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又称徐州特委)书记郭子化,以国民党第五战区总动委会委员的身份,利用与宿迁县长黄晋珩(又名黄楚白)的同学关系,派中共党员于化琪出任宿迁县政府第一科科长(即民政科),负责动员群众抗日工作。又派中共党员谢光亚出任县大队参谋长,负责发展民众抗日武装。于化琪到任后,一面倡导组建抗日救亡团体,武装群众抗日,一面广泛接触宿迁青年,对其前一阶段抗日宣传活动给予充分肯定。不久,宿迁县抗敌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县长黄晋珩兼主任,于化琪为副主任。肖朴、黄石奇、许里人、蔡西野任指导员。接着又成立宿迁县民众抗日自卫总队。各区、乡(镇)分别成立大队、中队。县总队派军事人员担任区、乡(镇)自卫队教练,学习军事操典,练习射击投弹,后请动委会成员去各地培训,民众抗日情绪很高,自卫队兴旺一时。台儿庄战役期间,自卫队员出担架,运送辎重粮秣,维护地方治安,做出一定成绩。

4月,经徐州总动委会秘书、中共党员郭影秋安排,以荣千祥(即荣高棠)为团长,平津流亡学生组成的移动剧团来宿迁作巡回演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多场街头剧和话剧,并在群众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大大鼓舞了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张一平、倪培修、许里人、黄石奇等人,同移动剧团的庄璧华、徐文烈、陈丹亭等,举行多次座谈,研究抗日救亡问题,交流活动经验。庄璧华建议宿迁青年组建一个公开的群众抗日救国团体,把抗日救亡活动广泛深入开展下去。

在移动剧团的影响以及于化琪的支持帮助下,1938年5月2日,“宿迁县青年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通过了“青救会章程”和“青教会工作纲领”,并决定以《青年进行曲》为“青救会会歌”。大会推选陆海川为会长,张一平为组织部长,蔡西野为副部长,倪培修为宣传部长,许里人、黄石奇为副部长。原民先小组成员通过师生、同学和亲友等社会关系发展青救会员近百人。会址设在赞化宫(今实验小学)。会后向县党部备案,取得了合法地位。接着县青救会皂河分会与堰头分会相继成立,叶可泽、郭翰分别为负责人。大兴、月河、县中等地成立青救会小组。

青救会成立后,各项活动迅速在城镇各地展开,声势很大,影响很广。首先是开展读书活动,进行自我教育,用革命理论与中国共产党抗战救国的主张及其方针政策,武装会员思想,提高政治觉悟,鼓舞抗日热情,坚定抗战胜利信心。当时他们能看到的书籍除马、恩、列、斯和毛泽东、朱德有关著作外,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苏联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以及美国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等。经常阅读的报刊有《新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与《抗战》、《群众》、《解放》等进步刊物。这些报刊在当时是不可多得又极为宝贵的精神食粮,会员们如饥似喝地阅读、研讨,吸取营养,这对提高他们政治觉悟,坚定胜利信心及其后来走上革命道路,都起到一定作用。青救会还定期举行座谈会,研讨革命理论,分析抗战形势,谈论学习心得,交流学习经验,加强学习指导,从而把读书活动搞得既生动活泼,又扎实有效。其次是宣传活动,青救会的宣传活动更是丰富多采,形式多样。为了扩大宣传,他们出壁报,编会刊。壁报每周定期在四城门和财神庙张贴,会刊名称《尖兵》,为油印十六开本,不定期。由于壁报图文并茂,经常吸引各界人士围观。一次,在南城门壁报处,驻宿国民党五十七军两个军官看后很受感动,并主动到青救会找负责人谈心,鼓励他们“认真办下去”。除了壁报之外,他们还经常举行漫画展览。因为张一平、倪培修、许里人都擅长绘画,他们便利用漫画来描绘台儿庄大战的胜利场面和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血腥暴行,很受群众欢迎。再次是演戏、教歌。他们在青少年学生中选拔人才成立剧团,组织歌咏队,常在晚间利用广场演文明戏、活报剧或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当时流行的《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歌曲,在青年学生、工人、市民中广为流传。青救会还经常在街头、广场或剧团演出之前,请于化琪或青救会领导成员向群众作演讲,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分析战争形势,传播胜利消息,鼓舞群众情绪。当时极乐庵草园、校军场是青救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每次受教育人数均在数百人,影响大,效果好。

5月19日,徐州沦陷那天,日本飞机18架次轮番轰炸宿迁县城,县城破坏严重,大火三日不息,人心浮动,社会秩序大乱。国民党宿迁县党政机关迁到郊区农村,城镇居民早出晚归到郊外躲飞机。这时肖朴已赴延安抗大学习,青教会会员一时很难集中,活动已不能正常进行,为此,于化琪在六月初召集青救会骨干分子研究当前形势,最后决定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农村,到农民群众中去。会后派出一批人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宿北几个乡镇出任民众抗日自卫队政训员。如陆海川、黄石奇到棋盘;蔡西野、许里人到王圩;倪培修、肖明、秦克颖到王庄。他们在自卫队通过办壁报,讲时事,教唱歌,向自卫队员和农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日时,他们配合堰头分会演出街头剧。之后,于化琪到宿北堰头,向崇德小学师生讲了党的抗日方针,进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在青年学生中产生强烈反响。由于当时各乡镇民众自卫武装大部分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他们倾向国民党,因此,在自卫队中进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活动阻力很大,甚至遭到刁难和破坏,致使宿北地区抗日救亡的局面未能充分展开。到7月中下旬,经总队政训处同意,青救会骨干先后撤回县城。

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宿南的朱敬芳(土地革命时期地下党员)、武海峰等人,先后在泗宿边境的朱大兴庄、武家圩、蔡乱庄、蔡破圩等地,自发组建抗日联庄会,宣传抗日救国。在宿西,王万武、杨新、王怀秀、袁介之等人,在睢宿边境的王大庄、蔡桥口、张晓亭、王营子、花园等地,建立青年抗日救国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此外,马良骏、周化龙、张一秀、陆裕民、杨静泽等人,分别在宿东的大兴镇、城区月河、县中等地,成立青年抗日救国小组,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岂料,全县各地抗日救亡的烽火刚刚燃起,宿迁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8月,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获悉宿迁青救会十分活跃,大为恼火。在淮阴召见宿迁县长黄晋珩,批评他擅自任用延安来的“不法之徒”“扰乱社会秩序”。接着委派鲁桐轩接替与共产党合作的黄晋珩为宿迁县长。鲁上台后,派特务监视青救会活动,后以青救会不符合《江苏民众组织条例》为借口,而不予支持。于化琪也被排挤离开宿迁去鲁南,行前发展陆裕民入党,到鲁南又发展马爱亭入党。青救会部分骨干分子张一平、许里人、刘渊、肖明、秦克颖、肖雯、陆裕民、陆裕庆以及徐州沦陷后流亡宿迁的胡竞等10多人,经于化琪介绍前往鲁南投奔八路军。不久,经陈筹介绍,陈少南、陈玉等赴鲁南八路军岸堤干校学习。对各区、乡民众抗日自卫队,鲁桐轩以“抗日由国家军队负责”为理由,宣布解散,有的被鲁桐轩收编为常备旅;有的当了土匪;有的投靠日伪;也有的转化为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至此,宿迁县青救会有组织、有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停止了。

9月,戴树璜(古邳人)受邳睢党组织的派遣来到宿北,以动委会的名义,联络进步青年杨梓才、王子鲁、晁福祥、汪益之等人在宿北五、六、七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青救团,组织联庄会和抗日自卫队,发动群众起来抗日。戴树璜还在地主绅士等上层人物中积极活动,动员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参加救亡工作。他以“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团结一致,打败日本侵略者”为号召鼓动各阶层抗日,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们听了他慷慨激昂的讲话,无不为之感动,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从而点燃了宿北地区抗日救亡的烽火,这为在宿北重新建党和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国民党驻军抗敌经过

1938年11月中旬,日军富永旅团约3000人,由徐州沿海郑公路东犯,企图进占宿迁。形势异常危急。原驻防宿迁的国民党57军为增援武汉会战已于9月调防安徽,县境空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令89军198团刘振璜部,星夜兼程,赶赴宿迁驻守待援。刘团于11月17日,由蒋坝抵达宿城。18日,即察看地形,部署兵力,抢筑工事。在黄河西侧埋雷设障,炸毁黄河大桥,破敌进犯的交通线,并征集船民在大运河上架浮桥,作为后路。刘团仓卒间做好了应战部署。

19日,泗县日军一联队为配合进攻宿城,经归仁集向北猛扑,在双蔡圩被国民党89军陈海波团阻击,战斗激烈,睢宁日军经凌城包抄守军后路,陈团被迫撤出双蔡圩。日军进圩屠杀群众10余人。20日晨,日军富永旅团3000人,步、骑、炮、坦克等兵种,在飞机掩护下由睢宁东犯入境。21日,敌以重炮、飞机对宿城狂轰乱炸,骑兵、步兵、坦克等分四路直逼宿城。其中一路绕道支河口经龙虎坝一线,直扑西北圩门和北圩门。守军198团团长刘振璜,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毫不畏惧,激励官兵,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而战!但因无重武器还击,只凭工事固守,伤亡惨重,在南营盘守军连队用步枪手榴弹凭借工事和坟头,与在坦克掩护下日军殊死拼杀,牺牲惨重。

经过两日激战,日军于22日拂晓攻入圩内,逼近城墙。守军伤亡过半,弹尽粮绝,救援无望。团长刘振璜当机立断,下令所部东渡运河突围。不料,敌已逼近东关口。东关口的后卫排已被击溃,运河浮桥亦被炸毁。前有运河,后有追兵,敌机低空扫射,尸骸遍地,惨不忍睹。当198团官兵用门板、木桶等飘浮物强行泅渡时,飞机和敌地面部队从空中、地面两个角度向河中扫射,脱难者仅十之一二。团长刘振璜、副团长吴绍文,均在泅渡时殉国。宿城陷落,日军屠杀居民300余人。

11月23日,57军霍守义师,长途驰援抵宿。667团团长、共产党员万毅驻守洋河、罗圩一线,警戒泗县、睢宁、宿迁之敌进犯洋河;668团驻守陆集、卓圩、曹集一线,警戒宿城之敌东渡运河。57军霍守义师决定乘敌立足未稳,组织兵力反攻宿城。事先派遣侦察人员摸清敌军在城厢各地兵力部署,并派便衣队潜伏在城厢要津,以策应主力攻城。30日黄昏,攻城部队由县大队副徐希江向导,运动到荷花池(今属双庄)一带隐蔽,准备云梯,入夜奔袭宿城。攻城部队一部刚至南圩门,敌发射照明弹,用强火力阻击。敌误以为南圩门是主攻方向,于是不断加强防御,攻城部队利用敌错觉,以小部队佯攻南门,另派一支部队,出敌不意,沿东圩外芦苇地隐蔽前进,从东北圩门一举攻人圩内,另一主力攻入西北圩门,一方面向城内攻击,一方面将驻城厢各处敌人分别歼灭,并将停放在马陵山西北角广场上60余辆汽车及辎重武器焚毁,部分残敌丧魂落魄,撤入城内固守。是役毙日军200余名。次日拂晓攻城部队安全转移。之后,57军在宿迁与日军双方攻守对峙80多天。

12月5日,57军667团在三棵树伏击日军,毙敌5名。12日,睢宁日军数百人,在坦克掩护下,经凌城向埠子进犯。668团侦悉,事先由李营长率两个加强连进驻埠子构筑工事,以阻击来犯之敌;另以一部潜伏在埠子大西庄,准备夹击敌人。12日黎明有雨,敌机不能起飞,以坦克、步兵疯狂向埠子西门攻击,守军凭圩拒守。环圩濠沟很深,敌坦克每近濠边,皆被守军击退。激战竟日,黄昏,敌军撤到埠子西吴家群墙,造饭休息。当晚,圩内守军与埋伏在大西庄伏兵以及驻罗圩、陈塘圩57军同时出动,夹击敌军。敌军大乱,狼狈向西逃窜。此役歼敌百余人。57军退往罗家圩。15日,日军进占埠子,屠杀居民69人。24日驻宿城日军崛井三十二联队,陆野三十三联军,柳田九十五联队约3000余人,分别向沭阳和洋河方向进攻。其东路敌军在卓圩曹集一线遭57军伏击,击毙敌人一部。南路进攻洋河日军遭57军顽强抵抗,日机投弹,误中自己汽军,炸死炸伤敌军多人。在圩内发生巷战肉搏,战况空前惨烈。是役毙敌30余人,俘佐藤一人。27日,日军攻陷洋河,共烧民房9947间。

1月25日,睢宁日军数百人,经凌城进犯罗家圩。是时,57军667团主力已去归仁集剿匪。留守部队获得情报后,随即兵分两路,一路部署在圩内有利阵地,一路埋伏在圩外,以夹击来犯之敌。敌先以小钢炮向圩内轰击,试探虚实。守军敞开圩门,一枪不发,诱敌深入。待日军进抵罗圩西门外50米的洼地时,守军一声号令,如同神兵天降,里应外合,两面夹击。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调头回撤。守军冲入敌阵,前后堵截,展开白刃拼搏,杀得敌人亡魂丧胆,狼奔豕突,连钢炮也未及带走,拖着20多具尸体,仓皇逃回埠子。这次战斗,敌损兵折将,守军无一伤亡,并缴获许多枪支弹药。当时淮属各县均为57军这一胜利欢欣鼓舞,并纷纷派员前来慰问祝贺。

2月24日,宿迁、睢宁、泗县之敌联合行动,分别由南北两线进攻。北线是宿迁之敌沿宿沭公路东犯,在小岭以西、马窑以东一带,遭668团阻击,激战数小时后,因下雨,至傍晚敌始离去。

南线之敌约1000余人,在罗圩西北陈塘圩一带集结,以步、马、炮、工、坦克诸兵种配合,于24日拂晓,分两路向罗圩逼近。守军668团二营,早已做好战斗部署,严阵以待。8时许,敌机在守军阵地上空盘旋投弹,敌炮兵亦向圩内轰击,西圩门炮楼被敌击毁。9时许,敌以坦克掩护步兵冲锋,至吉安桥前,守军凭据有利地形,猛烈还击,给敌以重大杀伤。敌退至小朱庄。是时,北风呼啸,雪花纷飞,敌迂回至沙河上游过河,从圩西北角发起进攻。守军凭圩据守,居高临下,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又一次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中午,敌运来竹梯,以轻重机枪掩护步兵撑竿跨越圩沟,攻入圩内。突破口双方伤亡惨重。是时,天气由雪转雨,入圩之敌疯狂屠杀居民。守军悲愤交集,跳出掩体,与敌展开巷战,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战斗异常激烈。万毅团长闻讯,一面指挥二营与敌撕杀,一面命令一、三两营冒雨出击,从左右两翼包抄,敌人措手不及,顿时陷入困境。战斗到下午三时,敌遗尸累累,狼狈溃退。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例,守军仅300余人,从拂晓到黄昏,抗击了数倍于己之敌,军民伤亡百人,而杀敌却达数百人,阵地依然。

2月25日,57军移防淮阴。宿迁全境沦陷。

 

第二节   宿迁沦陷后的形势

 

一、日军暴行

抗战爆发,日军不时轰炸侵扰宿迁。最早的一次是1937年9月17日,日机一架,在城区上空盘旋,经时始去。尔后常来一架至三、四架,间或投炸弹,毁坏房屋,伤害人畜,侵扰居民。之后,轰炸渐稀,人心稍定。1938年5月19日,突然飞来10架日机,很快又增加到18架,交织空中,向下投弹,一时烟焰四起,弥天蔽日,县城内外,顿成火海。大火延烧三日,尚未尽熄,受灾计1000多户。烧毁房屋6000余间,死伤20多人。此外,日机也常飞临新安镇(今属新沂市)、洋河、埠子、大兴等集镇,侦察投弹,炸毁房屋、器物甚多。

1938年11月22日,日军攻陷县城后,从西北圩门内的张老庙、石灰窑至西马路口一带,以搜索抵抗部队为名杀死不少居民。由南面入城之敌,从牛角湾沿奎星楼北堤,捕去无辜百姓赵德兰之父等18人,将其集体枪杀在老堤头。第二日又在城隍庙捕去一名和尚和市民10多人,用绳索反绑双手,带到宿关坝台运河沿上,用刺刀刺死,推入河中。河水殷红,尸体横流。这是日军对宿城人民进行的第一次大屠杀。

日军占领宿城后,张贴“安民告示”,网罗汉奸成立“复兴会”,颁发“良民证”,诱骗商人市民回城,市民跑反在外诸多困难,加之焦念留家亲人及财产安全,纷纷领证回城,初时尚安定。11月30日夜,57军反攻入城,打死许多日军,烧毁日军汽车和辎重后安全转移。当夜,龟缩在城内的日军惊慌失措,未敢擅动。次日上午,为了报复,日军首先从北城门倾巢而出,开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路沿中山北路、马陵公园、真武庙、天曹司、泰山庵,直到北圩门,一路沿书院、石坡岸、百子堂、张老庙到西北圩门,挨户搜索,见人就杀,远者枪击,近者刀刺,鸡犬不留。在家者几无幸免,不少户被杀绝,家家户户尸体狼藉。在石坡岸地下函洞,真庙山西两座石灰窑,马陵公园桥洞下,北圩根火炉窑,观音宫南殿等处都有数十名避难市民被杀害。接着,日军又纵火焚烧西北隅千余间民房。在西北隅烧杀后,屠夫们又呼啸着将前往天主堂避难的10多名矿工和妇孺用机枪扫死。日军在极乐庵搜出子弹,硬说僧人窝藏抵抗部队,把寺内僧人和避难市民全部杀害,埋在四个大坑里。事后仅在一个坑里就掘出36具尸体,有的无头,有的断臂,有的肠子拖在体外。在后马口、教军场、行宫、藏军洞一带兽兵也是挨户搜杀,张家茶馆一处被杀10余人,藏军洞及附近大沟里躺着一百多具尸体。当天下午2时,日军从耶稣堂押送一批教民去仁济医院,途经黉学月牙池畔大影壁墙前,一教民逃跑,日军追至窦宝桥,又在这里屠杀居民54人,其中男35人,女19人。又从南圩门纵火焚烧民房向北延及财神阁(今东大街南头)。次日,日军又从大街杀向小巷,在叶林、柳林、东堤头、小东圩门外、如意庵、城南搜杀居民,幸好大多数人闻讯已连夜转移,但少数留下看家的老人,未能躲过日军屠刀。在城南一个4岁幼儿也惨遭杀害。第三天,日寇又以扫清视线为由,对东北圩门外的新盛庄、棉花庄、兵马庄、蒲包庄及西北圩门外的零散住户大肆烧杀抢掳,并把不少刺伤的居民扔入火海。

在大屠杀期间,美籍传教士任恩庚和加拿大籍欧神甫,曾出面要求日军停止屠杀,但日军声称“皇军损失太大,一定严厉膺惩,以教训抵抗者”。第三日,经外籍传教士及红字会再三恳求,日酋才下令停止屠杀。经过三天屠杀,宿城已变成死城。街头巷尾,墙角屋隅,尸体成堆,血流殷途。不少妇女被奸污后又遭屠杀,儿童多被枪挑摔死。其情之惨,不忍尽述。

据当时负责掩埋尸体的红字会与教堂统计:“死难者3000人以上,被烧房屋2000余间”。解放后,据宿迁县志办公室调查记载:“经清理由公众掩埋或家人领葬,共得尸体4000余具。”然而,这仅是宿城一地。农村各较大集镇,受害亦非少数。1938年12月15日,日军攻占埠子镇,焚烧民房数百间,屠杀居民69人。12月27日,日军攻占洋河镇,到处纵火,余烬经月未灭。焚烧民房9947间。1939年2月,日军在宿城东北刘圩及其附近的周庄、夏庄屠杀无辜居民七八十人。总之,凡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恶不作。日本帝国主义欠下宿迁人民的这笔血债,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二、日伪的残暴统治

在政治上,日本侵略者采取“以华治华”的手段,网罗汉奸,拼凑傀儡政权,以便严密控制宿迁。1938年11月28日,在日军宣抚班的策划下,成立伪复兴会,委陈亚平、邱丽堂为正、副会长。同年12月15日,伪复兴会改为治安维持会,徐善东任会长。1939年2月,改治安维持会为“县公署”,徐善东改任县知事,并在沦陷区沿袭旧区划,设立八个伪区署和区团部,分别委任伪区长和伪区团长。各区、乡相继推行保甲制,以强化其基层伪政权。

在军事上,1938年12月18日,由日本宪兵队策划成立情报队,委戚仲侠为队长。接着成立警察大队,由县知事徐善东兼大队长。初为一个大队,后招安土匪谭成书、邸万均两部分人枪,扩充为三个大队,约1200余人。后又成立伪警察局,局长杜光晨(河北省人)。同时在宿城、洋河、窑湾(今属新沂市)、新安镇(今属新沂市)等地设立分局。局属警察中队,约百余人。日军以大小汉奸为骨干,在全县水陆交通要道及重要集镇构筑据点,派日伪军驻守,严密控制交通线。伪县公署利用收编土匪和地主武装,扩充伪保安总队。先后充任伪保安支队司令(后称中队)的有县北乡的王光胜、李荣庆、娄宪清、马铎等;县南乡的陈英、蔡崇纲、浪波和尚等。此外,日本特务机关遍布全城,先后设有“日本特务机关处”,“日本驻宿部队(又称红部)情报室”、“徐州日本宪兵队宿迁分队”、“日本宪兵队情报处”、“淮海省第四行政专员公署情报组”、“徐州太田师团驻宿迁联络所联络部”、“淮海省出版社宿迁情报站”、“郝鹏举特工组”等。特务机构人员多如牛毛,渗透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实行严密控制,暗中操纵宿迁社会一切事务。

在经济上,1939年1月成立伪商会,胡杰生为会长,吴朗之为副会长。胡兼粮栈栈长,吴兼合作社社长。胡、吴等秉承日军旨意,招徕外逃商民回城,在东南圩门和东圩门外建草房500间,租给各商号营业,开设南北市场。当时,城内除日、韩商人开办的洋行外,别无其他商号。日韩商人与伪商会,操纵宿迁市场,垄断宿迁经济命脉。他们为日军推销劣质工业品,收购军需物资,如粮油、铜铁等,运往徐州资敌,为日军推行“以战养战”政策效劳。当时,汽车站、轮船码头均为日本人所控制。宿迁经济已基本处于殖民地化的状态。

三、地方游击队蜂起

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暴行,激起了宿迁人民的强烈义愤。宿城瓦工王怀仁只身抗暴,英勇杀敌,智勇兼备,为人称道。县城初陷时,王怀仁被日军捕获。日军情报队长三考看其憨厚可用,遂委他为情报员。一次,王怀仁与日本人小宋,乘船南行侦察军情。王怀仁知小宋不通汉语,遂告船户:“他是日本人”相与商洽,乘小宋不备,猛地将其推落水中,并拔枪射击,将小宋击毙。城乡群众闻之,莫不拍手称快!宿城沦陷后,国民党宿迁县长鲁桐轩率属下逃往淮阴,次年初返回宿迁,以流亡政府形式在四乡活动。当时日军仅占领主要城镇,广大村镇仍以国民党名义行使政权。各地民众抗日自卫武装大多数掌握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手中,但也有少数掌握在原中共地下党员或赞成中共抗日主张的民主人士手中。

(一)蔡少衡创建的苏鲁边区抗日游击队

蔡少衡,宿迁人。土地革命时期曾任宿迁地下党县委委员,脱党后,在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任职。1938年春,出任国民党山东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秘书,在郯城、临沂一带结识一批在地方有声望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思想进步,热心救国,要求在鲁南组织抗日武装。后蔡少衡向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作了汇报,提出建立苏鲁边区抗日武装的要求。李批准建立鲁南游击区苏鲁边区办事处,任命蔡少衡为办事处主任。蔡少衡携印信赴任,途经宿迁,意欲在家乡组建“江东八千子弟”作为苏鲁边区游击队基础。于是,他找到马爱亭。马是大兴集马庄人,省立第七师范毕业,是宿迁地下党县委书记马仑的长兄。马仑牺牲后,他曾联络大兴地下党人,杀死恶棍马成谦全家五口。案发后,被判无期徒刑。1938年4月,经郭子化、蔡少衡营救出狱。经于化琪指示,在大兴组建第二区民众抗日自卫队第四中队,任中队长。鲁桐轩接任县长后,马爱亭正准备跟于化琪上山东。蔡少衡向他说明来意,马遂约八区自卫队中队长张荫棠共同带领60多名自卫队一起前往山东层山,挂起“苏鲁边区办事处”的牌子,带来的60多人编为办事处的警卫部队。同年10月,于化琪介绍马爱亭入党,马又发展马陵王守成、张道友入党,在该队建立党小组。后来该部与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接上关系,互派干部,开展练军工作,并三次派青年到山东岸堤参加八路军开办的干部培训班学习。该部在临沂、郯城、费峄一带,曾多次打击日军。

(二)叶可泽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叶可泽,宿迁县皂河镇人,1932年参加共产党,负责中共皂河特支兵运工作。1933年6月,皂河地下党遭受破坏他被迫逃往南京、上海等地寻找组织,以便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36年夏,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在镇江监狱。抗战爆发后,被保释出狱。返乡不久,即前往延安寻找党中央,中途因战火受阻。后与山东临、郯地区青救团联系,回乡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组织青年抗日救国团。1938年5月,宿迁县青救会成立,出任皂河分会负责人。10月,他出任国民党皂河镇镇长,接管了皂河百余人的民众抗日自卫武装。后又改组为抗日游击大队,兼任大队长。1939年初,日军进驻皂河后,他率部在四乡开展游击活动,多次袭扰日军据点,打击汉奸,处死日军委任的皂河维持会会长。日伪汉奸慑于他的威力,皂河一带的伪保甲政权迟迟不能建立。他绰号“叶大闯”,英勇善战,为人称道。同年4月,匪首王振铎部500余人,受日军委派占领皂河,叶可泽联络邳、宿、睢边区抗日武装,会同八路军“南支”先遣第一梯队,一举攻克皂河,将王振铎部击溃。5月,在庙庄成立八路军邳宿睢抗敌自卫团,叶任团长,下辖三个营,约千人。同年底,该部编入八路军苏皖纵队。

(三)武海峰领导的抗日联防队

武海峰,宿迁县南武家圩人。其父兄均曾任过地方董事,是县南乡望族。武本人也是南乡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少年时代,曾在宿迁钟吾高小参加过反帝爱国运动。土地革命时期,在我地下党宿迁县委书记马仑、县南乡地下党员刘颖生的影响下,积极倡导在武圩、大陆庄组织农民协会,并参予农民抗租抗税的斗争。他毅然和封建地主家庭决裂,主动资助地下党活动经费。抗战爆发后,他卖地买枪,组织群众抗日武装,汇合大陆庄、大华庄抗日武装,组建起抗日联防队。

宿城沦陷前夕,武海峰被推任国民党闸塘乡乡长,但他不愿接受县长鲁桐轩的领导,因而鲁一心想处死他。一次,鲁桐轩的常备队在马园、闸塘一带强收捐税,武指令抗日联防队禁止常备队进驻,要群众拒绝缴纳捐税。鲁桐轩对武海峰恨之入骨。1940年初,鲁桐轩带领武装,通过武伯选,骗开圩门,将武海峰软禁起来。鲁桐轩诬称武海峰勾结日伪,私通共党,威胁他交出枪支。武海峰义正辞严,驳斥鲁的谰言,机警地与其周旋。陆文启、王守正等警卫队员,携枪暗中保护他。后武海峰借口解手在群众掩护下越墙逃跑。几天后,鲁的常备旅两次突袭武家圩,均被武海峰领导的抗日联防队击败。武海峰再次卖地买枪,武装群众自卫抗日。各庄联防队日夜巡逻放哨,保卫家乡,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后来,该部并入改编为苏皖纵队运河大队。

抗日初期,宿迁各地群众的抗日自卫斗争,虽多是自发的、分散的,但却反映了宿迁人民坚强不屈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意识和精神,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汇成一股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

 

第六章   宿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1938.12~1940.10]

 

第一节   苏皖特委开辟宿北、宿东的活动

 

一、党组织的重新建立

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成立中共山东分局。21日,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成立苏皖特委,任命李浩然为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长,邵幼和为统战部长,张震寰为宣传部长。同时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任命钟辉为司令员兼政委,梁海波为副司令员,李浩然任政治部主任。苏皖特委和陇海游击支队的建立,为宿迁重新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起到巨大作用,同时也确立了党在苏皖地区领导抗战的地位。

1938年底到1939年初,苏皖特委先后派遣三批同志深人宿北各乡镇建立和发展党组织,领导宿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苏皖特委派原邳县青救团宣传部长吴云培和夏炳桂(夏岩)到宿北,开展建党工作。他们积极在青救团骨干分子中发展晁福祥、王子鲁等人入党。是时,苏皖特委和南进支队司令部,为了培养地方干部,在邳北铁佛寺创办“随营学校”,宿北青救团骨干分子参加了学习。其中马茂宗、马连翠、晁岱文、晁岱宾、杨相鄂等人,在学习期间入党。晁福祥、王子鲁又发展胡震球入党。从而为宿北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39年1月,中共宿迁县委在宿北竹园成立。吴云培任县委书记,夏岩任组织部长,戴树璜任统战部长。不久,成立五、六区联合区委,区委书记晁福祥,委员王子鲁、胡震球。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苏皖特委将邳县沂河区委划归宿迁县委领导。县委主要工作区为宿迁五、六、七区与邳县沂河区。

2月3日,县委在堰头镇召开党的工作会议,确定以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发展青救团员与地下党员、建立抗日自卫队为当时党的中心任务。会后县委委员即分头深入各区、乡,进行建党、建团工作。接着,特委派陆裕民(任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张启曙(任县委军事部长)、兰启新(任县委副书记)、孙素(任县委妇女部长)等先后到宿北参加县委,从而充实和加强了宿迁县委的领导。

3月,苏皖特委派陈少南(宿西耿车人)到中共宿迁县委工作,先后出任六、七、八区政治指导员。他深入基层,广泛团结各阶层爱国力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积极组织青救团,并在王庄、新店等地发展沈樵枫、訾兆勋、连化乐、张亚夫等入党,建立地下党支部,并以此推动抗日活动的开展。

4月,在县委的关怀与指导下,青救团宿迁县总部在宿北正式成立,汪益之(汪谦)为县团总部主任。总部创办《宿迁青年》(油印),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反映战时青年生活,表彰先进,交流办团经验,大大促进了团组织发展。当时,青救团组织遍布宿北各大小村庄,为建党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准备了条件。

5月,县委批准五、六、七区分别成立区委,由晁福祥、王子鲁、臧涛年分别任五、六、七区区委书记。各区委在党员比较集中的地区,先后设立许楼、龙池、魏牌坊、大冲、泉子、墨芬塘、龙泉沟、唐店、王庄等10个党支部,从而加强了党的战斗堡垒作用。

与此同时,县委副书记陆裕民到宿东二、八区建党,先后发展蔡西野、倪培修、盛光尧等人入党。盛光尧又发展高沧洲、吴鸿金等人入党。从而,为宿东地区建党奠定了基础。

至1939年6月,中共宿迁县委在宿北已建立4个区委、10多个党支部,约有党员50多名。

二、组建抗日武装及其主要战斗

(一)二梯队在宿北成立

县委在抓党建工作的同时,积极抓武装建设。通过各种渠道,组建人民抗日武装。县委成立后,书记吴云培与夏岩、晁福祥、杨学忠等,以杨庄、何庄为中心,以共产党员、青救团为骨干,通过宣传发动,自筹枪支,动员30多名青年,率先成立“青救团自卫队”。胡培义(后为何光启)为队长,晁福祥为指导员。接着,徐玉珍用吴云培、杨学忠自家献出的2支枪,带人收缴了汉奸陈振华10余支枪,并在山河崖动员20多名青年,组建起“抗日自卫队”,徐玉珍为队长。戴树璜通过统战工作,将邳县庄鸿勋领导的抗日自卫大队带到宿北。3月初,县委以青救团自卫队与抗日自卫队为基础,与庄鸿勋大队合并,在棋盘镇成立了“陇海游击支队宿迁独立大队”,约80余人枪。庄鸿勋任大队长,张启曙任政委。下辖一、三两个中队,庄部编为第一中队,中队长庄逸民,指导员许仰杰;青救团自卫队与抗日自卫队,编为第三中队,中队长徐玉珍,指导员晁福祥。

3月中旬,戴树璜、臧大全、谢瘦石、江仲权等,在宿北七区马场成立“宿北第二营”计40余人枪,编成一个中队,江仲权任营长,曹健任教导员。4月初,胡震球等人在墨芬塘徐马庄一带,动员二、三十名青年,成立“抗日青年自卫大队”,胡震球任大队长。

这些抗日武装组建后,在县委领导下,积极活跃在运河、沂河、沭河之间,为保卫人民利益,打击日伪军,除奸剿匪等方面,都作出很大贡献,深受人民群众欢迎。至1939年5月,宿北抗日武装发展到二、三百人,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人民抗日军队。这时,苏皖特委和南进支队司令部决定,在宿北组建“陇海南进支队先遣第二梯队”(简称二梯队),任命吴云培为梯队长兼政委,张启曙为参谋长。梯队下辖两个大队,原宿迁独立大队改编为第一大队,庄鸿勋任大队长,罗森(青岛人)为教导员。原宿北第二营与抗日青年自卫大队,合编为第二大队,胡震球任大队长,曹健为教导员。二梯队主要活动在宿北五、六、七区。

(二)苏鲁边区游击大队在宿东诞生

1939年7月,马爱亭、张荫棠根据南进支队司令员钟辉关于发展武装的指示,受蔡少衡的委派,带领10名队员以李明扬苏鲁边区办事处名义,返回宿迁组建抗日武装。与先期返宿组建武装的蔡贡庭不期而遇(蔡是土地革命时期宿迁地下党创始人之一,威望颇高),蔡已联络一部分青年,准备去山东开展抗日活动。马、蔡、张三人一拍即合。不久,在宿东邵店成立“苏鲁边区抗日游击大队”。马爱亭任大队长,蔡贡庭任政治部主任,张荫棠任参谋。初创时,枪支不足,蔡贡庭把自家的两支枪奉献给大队。给养有困难,马爱亭、张荫棠各自从家里运来几千斤粮食,供应部队。后来在队伍逐渐扩大、人员日益增多、吃饭发生困难时,又求助于地方开明士绅陆祥甫、吴海门等人,经他们倡议,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游击队口粮由各乡保统筹解决。后来,苏鲁边区抗日游击大队发展到300多人,编为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长王守成;第二中队长陆敦益;第三中队长刘维峰。游击大队成立宣传队,成员有陆海川、孔瑞五、蔡敏则、宋新民、周化龙等人。他们创办油印小报《游击生活》,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反映游击队生活。通过矿石收音机,将收听到的各战区抗战情况加以报导,该部主要活动在宿东二、八区。

宿北与宿东人民抗日武装在成长过程中,以粗劣武器与装备精良的强大敌人拼杀,打出了宿迁人民的威风,显示了宿迁人民不畏强暴、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三)牛滩阻击战

1939年3月15日,窑湾日伪军400余人,为打通陇海路东段,从窑湾出发,向堰头、棋盘一带进犯。牛滩青救团自卫队闻讯,在县委统战部长戴树璜的指挥下,于青墩湖设伏阻击。10时许,敌人进人伏击圈。自卫队队员枪炮齐鸣向敌群开火,打得敌人无法向前。日军开炮向自卫队阵地轰击,顿时,隆隆炮声,震耳欲聋,硝烟飞尘,睁不开眼睛,但自卫队员仍坚守阵地,英勇还击。

接着,堰头、王番子、陆场,柳沟、墨芬塘一带的民众抗日武装和庄鸿勋的自卫武装约数百人,纷纷前来增援,连国民党区长牛文凡也带队赶来参战。从牛滩至双庄一线筑起一道防线。敌人接连组织5次进攻,皆被群众抗日自卫武装击退。战斗持续到下午三时,太阳偏西,敌人仍不能前进一步,只好狼狈逃回窑湾。此次战斗,打死打伤日伪军70多人,粉碎了敌人妄图打通陇海路东段的阴谋。

(四)大兴伏击战

1939年11月,宿城日伪军由东向大兴集“扫荡”。马爱亭率苏鲁边区游击队一部,在大兴集设伏。当日12时后,日军前哨抵达东炮台(今大兴中学东侧),游击队奋起出击,给敌当头一棒。敌人惊慌失措,摸不清游击队虚实,未敢还枪。半小时后,游击队由于子弹不多,枪打松了。日伪军机枪、小炮像发疯一样,拼命向游击队阵地射击。马爱亭考虑到敌强我弱,当即下令边打边撤,安全脱离险境。此次,打死日军小队长1名,缴获马1匹。

三、鲁桐轩全军覆没

鲁桐轩又名鲁钝,睢宁十墩人。20年代在宿迁崇实中学读书时,曾积极参与反帝爱国运动,抗战初又以坚决反共受到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赏识,由邳县大队长擢升为宿迁县县长。他不顾民族大义,是苏北地区第一个向八路军开枪并不断制造反共摩擦的顽固派,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已的脚,终于被我八路军打垮,灰溜溜地逃出宿迁。1939年初,国民党宿迁县长鲁桐轩由淮阴返回宿迁,积极收罗地主、土匪武装,组建8个大队,约2000人,接着又在宿北五华顶等地,开办“政治工作训练队”,招收社会青年,国民党乡保长以及乡保自卫队长300多人,进行政治、军事和特务训练;发展三青团员,破坏青救团组织,镇压宿北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

7月,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三团团长汤曙红在灌云遇害,代理团长张克辛率部队由沭东西撤。8月初,三团与二梯队会师于宿北五华顶,受到当地人民热烈欢迎。而鲁桐轩调遣县大队和国民党区乡武装跟踪包围,挑起磨擦,整整打了11个昼夜。三团参谋江墨清同志牺牲。最后大高场一战,三团捣毁了鲁桐轩的修械所,并活捉其秘书,才迫使鲁桐轩出面求和,停止磨擦。8月20日,三团与二梯队撤往运西。这时,鲁桐轩便乘虚而入,在宿北到处抓人抄家,强迫青救团员自首,制造白色恐怖。宿迁县委及各区委负责人,被迫撤往运西。

1940年元旦,鲁桐轩在五华顶召开会议,传达省主席韩德勤命令,收编地方武装,在宿迁成立常备第八旅,鲁桐轩兼旅长,鲁济琛任副旅长,辖两个团,一个教导队。要求出席会议的蔡贡庭交出名单,将苏鲁边游击队并入常备旅,蔡推说所部属李明扬队伍,必须请示后方能决定。鲁说,如不同意收编,必须开往里下河李明扬防区去,否则,不得在宿迁滞留或筹粮筹款。其时,鲁已向各区乡下达指示,不许为常备旅以外任何武装筹集粮款。苏鲁边游击队饷源被掐断,遂由邵店、叶海子开往骆马湖蔡圩子,这里是蔡贡庭的佃户庄,存有部分租粮,可暂解燃眉之急。马爱亭又卖了几十亩地,分给每位战士一块银元过春节。鲁桐轩步步紧逼,派团长郝寿图率部也开进骆马湖,逼迫苏鲁边游击队接受改编。蔡贡庭、马爱亭一面以花名册尚未造好为由,与之应付,一面与南进支队联系。2月5日派遣中队长刘裕民(即刘维峰)赴邳南五工头迎接南进支队东进。10日,南进支队经曹旬渡过运河,会同苏鲁边游击队翻越马陵山,进驻沭阳境内的东西鲍圩,留苏鲁边游击队在宿迁境内的姚塘子一带驻军,两军仅一河之隔,以便观察鲁桐轩动向。鲁桐轩见事态骤变,遂派员与蔡贡庭协商,同意暂不收编,并划出井儿头一带地区作为苏鲁边游击队活动基地,被蔡贡庭严词拒绝。鲁桐轩恼羞成怒,要苏鲁边游击队撤离宿迁,派部队步步紧逼,逼使苏鲁边游击队一夜转移四五处驻地,最后答应次日开往沭阳才得以在邵店驻下。次日一早,苏鲁边游击队渡过沭河向悦集开拔,鲁桐轩派独立营跟在后面挑衅。此时,钟辉派南进支队一部切断常备队后路,苏鲁边游击队战士对鲁桐轩常备队的挑衅行为早已义愤填膺,行至小朱圩时,调转头来向常备队发起猛攻,鲁部常备队在前后夹击下,溃不成军,营长童荫成被击毙。

3月中旬,苏鲁边游击队编为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八大队,张荫棠任大队长,马爱亭任政委,盛志明任协理员。在南进支队进驻东西鲍圩同时,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一大队(又称胡田大队)也进驻宿北,以相互配合创建宿沭边根据地。鲁桐轩凭常备旅的雄厚实力,忘乎所以,一面通令各区乡严禁“异军”活动,一面指令所部制造事端,不断挑起摩擦。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2月底,胡田大队收缴了国民党堰头区区队武装,活捉区长王殿武。3月6日,南进支队配合胡团大队向常备八旅司令部五华顶发起总攻,战斗持续多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鲁桐轩电承韩德勤急调国民党泗阳王光夏的常备七旅和沭阳胡筱柴的县队赶来救援。3月12日,王光夏率三、四千人到达邵店。由于敌众我寡,又无根据地安置伤员,主力部队携同宿北党组织成员向铁路北转移。在转移途中经龙泉沟,又歼灭常备旅一个连,活捉连长叶振中。鲁桐轩洋洋得意地说:“八路军被我打跑了。”并将青救团县团部主任汪益之的房子充公,财产没收,说:“干共产党的,我先共他的产。”又以通共为名,到处抓人杀害或罚款。4月5日,率部血洗大刘墩,收缴自卫队员枪支,焚烧民房五、六十间,用铡刀铡死晁岱宾、王蔚和等12名自卫队员,捕捉地下党员陆恒裕,张渐摩等18人被通缉。白色恐怖笼罩宿北。

不久,常备队发生内讧,鲁桐轩先后杀死大队长高孝门、张再勋。其部下王斗山、王光胜、谭成书等怕遭暗算,纷纷投靠日寇。高孝门弟弟高孝堂于6月14日,勾结新安镇日军“扫荡”司吾山区,火烧五华顶寺院。鲁桐轩逃到宿东翰林庄设立指挥部。鲁到宿东后,仍千方百计制造事端与共产党为敌,气焰十分嚣张。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决定给顽固不化之徒以致命打击。

8月,黄志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东渡运河支援中苏新四军开展反顽斗争。张爱萍、韦国清率五纵三支队进入淮海地区开辟根据地。9月16日(中秋节),三支队七团自沭阳钱集经里仁,长途奔袭鲁桐轩的司令部翰林庄。当夜鲁桐轩设宴招待连以上干部,个个喝得大醉,正入梦乡。七团三营长孙云翰率部主攻,副团长沙枫率一、二营为打援和后继部队。经过一昼夜战斗,攻占翰林庄,打死副旅长鲁济琛,俘虏常备队及国民党县府人员百余人,鲁桐轩率残部乘夜突围逃往宿北。从此,鲁桐轩一蹶不振,随之销声匿迹。

四、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1939年8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在皖东北张塘成立,同时撤销皖东北特委和苏皖特委,金明任区党委书记。11月,苏皖区党委决定,自西向东分别成立三个地委,即大运河以西地区为第一地委;大运河以东,陇海路以南,六塘河以北为第二地委;六塘河以南地区为第三地委。宿东属第二地委领导,杨纯为第二地委书记。

11月下旬,第二地委为了迅速打开宿沭边区的斗争局面,率领党员干部重返边区,以整顿党的组织、扩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民主政权、搞好统一战线为四项中心任务。同时,第二地委对宿迁县委及各区委又重新委派领导人,并分别派赴各地进行党的恢复工作。

恢复后的中共宿迁县委由王亚东任书记,夏岩任组织部长,杨肇庭任宣传部长,白卜山任青年部长。县委下辖沂河区委,书记朱万国;宿五区区委,书记晁福祥;宿六区区委,书记王子鲁;宿七区区委,书记徐养春。同时,二地委将沭二区委、沭三区委划归宿迁县委领导。

12月初,在县委领导下各区进行整党,把一些动摇投敌分子清除出党;对一度失掉组织联系,经审查后重新填表登记;对原有的党支部进行改组,从而纯洁了党的组织,并在工农知识分子中发展一批新党员。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1月,通过恢复与发展,县委下辖6个区委,20多个党支部,党员100余名。与此同时,宿北地区青救团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1940年2月,苏皖第二地委决定,把所属地区划为四片,分别成立四个县委。宿迁为第一县委,书记王亚东。4月初,鲁桐杆在宿北挑起磨擦,八路军南进支队转移邳北。鲁桐轩在宿北制造“大刘墩惨案”,致使宿北党组织再次受到破坏。

1940年3月,苏皖区党委决定第二、第三地委合并。4月,中共苏皖第二、第三地委书记杨纯,派李仲祥到宿北恢复第一县委。恢复后的第一县委李仲祥为书记,王子鲁为组织部长,孔宪质为宣传部长,晁福祥为军事部长。县委为掌握敌情,掩护党的活动,在宿北的唐店、王庄、棋盘、窑湾及宿东的邵店、叶海等村镇设立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传递情报,护送过往干部,做好运东、运西与苏鲁的交通。5月,县委派张亚夫、臧大全等到宿东二、八区协助马爱亭做开辟工作。他们在宿东组建抗日团体,发展地下党员,先后建立嶂山党支部与邵西党支部。这时,宿北六区的港头党支部、七区龙泉沟党支部,也相继建立。从而,党的队伍又恢复发展起来。6月,鲁桐轩撤离宿北。不久,沂河区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张九峰任区长,晁岱文任区委书记。8月,“宿迁民众抗日自卫大队”成立,胡震球任大队长,晁福祥兼教导员。通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党在宿北地区终于站稳了脚跟。

五、宿迁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1940年9月,鲁桐轩被赶跑后,宿迁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东乡保安圩成立。蔡贡庭任县长,晁福祥为县政府秘书。同时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将中共第一县委改为中共宿迁县委,李铁民为县委书记,王子鲁为县委组织部长,张渐摩为县委宣传部长,晁福祥、晁岱文、胡震球等为县委委员。宿迁县委、县政府主要以邵店、叶海子、大兴集一带为基地开展活动。之后,又建立二、八区署,二区区长鲍子和,区委书记臧大全;八区区长邹天石,区委书记朱万国。同时成立二、八区联防办事处,马爱亭任主任。旋即组建宿迁县抗日武装,遂将宿迁民众自卫大队20余人与沂河区自卫队30余人合编,组成沂河大队,胡震球任大队长,晁福祥兼政委。后将二、八区队编入沂河大队,使这支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到4个中队,计400余人枪,成为保卫宿迁抗日根据地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第二节   苏皖纵队进驻泗宿边区

 

一、泗宿边区的基本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曾于宿南、泗(县)北地区,组成“泗宿边区”,并建立了县级政权。边区总面积为1600平方公里,人口约50万。

早在1927年秋,泗宿边地区就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共地下党先后建立洋河、苏圩、埠子区委。在共产党领导下,这一地区农民曾进行抗租、抗税、抗暴斗争,取得一系列胜利,并组建过红军,举行过泗宿联合暴动。后来,由于“左”倾错误路线指引,农民暴动失败了,但党的影响却很深远。它使泗宿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人民谋求翻身解放的唯一希望。这也为抗日战争时期党在这一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二、苏皖纵队进驻泗宿边区

1939年9月,山东分局决定成立“八路军苏皖纵队”,由江华任司令员兼政委,统一领导苏皖地区新四军四总队,苏鲁豫支队和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等。纵队机关百余人由鲁南王庄出发,越过陇海路,会同在邳县活动的陇海南进支队,经睢宁、灵壁、泗县,沿途多次粉碎敌伪军的拦截和追击,于10月进驻苏皖地区泗宿边境赵庄。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主动为部队让房、让铺、烧水、洗衣、做饭,热情款待亲人。各地爱国人士自发组建抗日武装和抗日团体,为争得党和人民军队的支持,纷纷前来纵队司令部接洽,要求党领导他们抗日。

(一)爱国人士史文煜

史文煜,原名居易,泗阳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1939年春,在他的积极倡导下,泗(阳)、宿(迁)、沭(阳)三县边区联防自卫团(简称“三县边联”)在泗阳徐新庄成立,马爱亭任主任,史文煜任秘书。6月,为培养干部,三县边联在宿迁县小方庄成立了“苏北人民抗日干部培训班”,史文煜任校长,学员20多人。训练班曾派徐晓霞赴鲁南八路军岸堤军政干校取经,岸堤军政干校给予热情支持,赠送全套教材和大批宣传品。训练班开学时,校长史文煜的肺病日趋严重。由于他长期为革命奔波,生活艰苦,经常吐血,同志们劝他休养治病,他说眼下正值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工作刚开始,我怎能躺下!就这样,他带病操劳,训练班的教学业务、军事训练、生活管理,他都亲自过问,并且还担任政治课的教学工作。由于三县边联和抗日训练班经常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在各界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因此遭到国民党泗阳县党部极力反对,先是派特务搜集他们情报,监视他们活动,继而要取缔三县边联组织,再加上三县边联本身没有党的组织,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经敌人阻挠、破坏,三县边联便名存实亡了。在这种形势下,史文煜毅然带领训练班师生20多人,前往皖东北投靠共产党。1939年9月,他与八路军鲁苏豫支队孙象涵部接上关系,随将训练班编为苏鲁豫支队军政干校。从此,他们师生正式参加了八路军。10月,苏皖纵队进驻泗宿边境时,又把他们改编为苏皖纵队随营学校。纵队司令部任命史文煜为校长。同年12月,史文煜病故。

(二)抗战老人蔡佩恩

蔡佩恩,原名崇惠,宿迁蔡乱庄开明士绅,素怀爱国激情,苦于报国无门,听说八路军苏皖纵队进驻赵庄,不胜欣喜,忙找亲戚朱沛(朱瑞将军长兄),经朱沛介绍他会见了江华司令员。通过交谈,蔡佩恩先生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深刻理解,表示竭力拥护。回家后,他根据江华司令员指示,多方联络,积极筹集枪支,组织地方抗日武装。由于他素有威望和号召力,短短几天就组织起100多人枪,并有轻机枪3挺,在苏皖纵队指导下,建成宿迁大队。苏皖纵队司令部委任蔡玉辉为大队长。这支武装力量经常突袭和截击敌人,神出鬼没,非常活跃。1940年2月,宿迁大队上升苏皖纵队二团。宿南之敌听说宿迁大队调走,遂纠集400余人,直扑蔡乱庄,妄图一举消灭蔡佩恩领导的抗日武装。当时圩内只有60余人枪,蔡佩恩又年过六旬,战斗开始,他十分镇定,奋勇率队与敌拼搏。战斗由早上持续到中午,敌未得逞,乃施以催泪瓦斯,同时向圩内连续发射200多发炮弹,其子承琳牺牲,他仍沉着应战,坚持至深夜始率众撤出。这次战斗,毙日军指挥官1名,伤日伪军5名,上级誉他为“抗日老人”。1942年蔡佩恩先生逝世时,泗宿县人民政府献给他的挽联是“倾塌宿南半壁,减少淮北干城”,对他给予很高评价。

(三)毁家纾难的武海峰

爱国志士武海峰,抗战爆发后,曾在家乡武家圩及大陆庄一带筹集民枪,组织抗日联庄会,后出任国民党闸塘乡乡长。因他反对县长鲁桐轩的假抗日真反共的行为,愤然辞去乡长职务,以示不与鲁桐轩同流合污。因此,鲁桐轩两次派兵袭击武家圩,均被他率自卫队击退。在抗日反顽斗争中,他毁家纾难,两次卖地买枪武装群众。他日夜盼望共产党八路军早日到来,领导人民抗日保家乡。

1939年10月,当苏皖纵队进驻泗宿边境赵庄时,武海峰步行几十里连夜赶到赵庄,会见了江华司令员。他向首长谈了自己的家庭出身、工作经历及其要求参加抗日的迫切愿望。江司令员鼓励他,让他将地方群众武装组织起来,在主力部队叶道友支持帮助下,建立了运河大队,最初由武海峰任大队长,将二、三百人编为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长陈谦斯,第二中队长陆旭,第三中队长陈竟之。后来武海峰出任闸塘区区长,叶道友接任运河大队队长。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运河大队坚持抗日反顽斗争,不久,也上升为主力。

三、宿南的抗日烽火

苏皖纵队进驻泗宿边境赵庄时,曾派曹虞光、吴瑾瑜为首的工作队进驻宿南地区做民运工作。工作队入乡后,一面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一面秘密发展党员,组建中共宿迁四区区委(后改潘山区委),建立骝马、顺河等3个乡政权。陈少南任区委书记。在主力部队的支持下,泗宿地区先后组建许宝庭的“泗州大队”,许海岚的“第五大队”,蔡玉辉的“宿迁大队”,叶道友的“运河大队”,武海峰的“抗日大队”,韩月波的“青年大队”,计千余人枪。他们在泗宿边区纵横驰聘,与日伪顽匪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武家圩保卫战

1939年7月的一天,宿城、洋河日伪军约500余人,进犯武家圩。武海峰闻讯立即集中圩内武装群众200多人,凭圩拒守。下午四时许,日军向武家圩连发数百发炮弹,武家圩房屋被毁,圩墙倒塌,汪塘里的鱼也被炸得飘浮上来。武家圩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征服。在武海峰领导下,从青壮年到六、七十岁老人,全部上阵,把原先打土匪用的几门土大炮,都装足了药。当日伪军在炮火掩护下直扑圩门时,圩内土大炮齐发,一下子炸死日伪军18名。日伪军疑圩内有八路军主力部队,惊恐撤退。

当晚九时许,敌人向武家圩发起第二次进攻,武海峰率众高呼:“为死难乡亲报仇!”。当敌人蜂拥而上之际,他们放出第二排炮,又炸死炸伤10多名日伪军,余敌逃遁。

深夜十一时左右,武海峰考虑到敌强我弱,天明敌人还会发起新的攻势,同时经过八、九个小时的战斗,圩内武装群众已伤亡30多人,弹药又缺,不宜再坚持下去了,遂连夜带领群众转移。次日,日伪军进圩烧民房数百间。此次毙伤日伪军100余人,宿城之敌不敢轻易南犯,为建立泗宿北部政权创造了条件。

(二)蔡乱庄歼匪

匪首刘厚业,是宿睢人民一大祸害。1939年夏,刘匪率众百余人投靠夏铄武,当上了营长,后又接受日伪招安,摇身一变,又当上伪睢八区大队长,打家劫舍,称霸一方。直至1940年2月,大柏圩战斗胜利之后,刘匪为了投机,接受我方改编,编为南进支队独立大队,刘厚业为大队长。

然而,刘匪本性难移,纵容部下偷鸡摸狗,拦路抢劫,无所不为,还经常在夜间进行绑票勒赎,奸淫妇女,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刘匪被共产党改编后,竟暗杀我运河大队战士陆文启、张兆祥。应广大群众和部队战士的强烈要求,苏皖纵队司令部也认为刘匪反复无常,恶迹昭彰,于1940年4月,在乱庄圩将刘厚业匪部歼灭。

四、泗宿办事处成立

1939年8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建立后,领导群众坚持武装斗争,逐步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南进支队与苏皖纵队的支持下,宿南地区逐渐由敌占区变为游击区。1940年2月,大柏圩战斗胜利后,打开泗宿边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不久便建立了潘山区,区长臧及峰、区委书记先后为陈少南、曹虞光。当时潘山区范围:南至三界乡,北至戚圩子,西至蔡宅子,东至陈夹河,大部分是宿迁的现辖区域。接着,又建立闸塘区,区长武海峰,区委书记徐静。闸塘区初建时,只有闸塘、先进两个乡,活动范围很小,且处于三面受敌的困难境地。区长武海峰一面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做好地方上层人士的工作,在敌占区乡村建立两面政权,一面坚持武装斗争,配合主力部队,拔除敌伪据点,从而巩固了闸塘区,使之成为泗宿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门户和屏障。4月,歼灭匪首刘厚业之后,泗宿北部的形势日趋好转。苏皖区党委决定,成立泗(阳)宿(迁)边区办事处,由狄克东任主任兼书记。办事处下辖宿迁境的潘山、闸塘、归仁三区和泗阳境金镇区,共四区。次年4月,泗宿、泗北办事处合并,成立泗宿县抗日民主政府,狄克东任县长,石立志任县委书记。

 

第三节   宿西边区的开辟

 

一、睢宿边区的形势

宿迁西部原睢宁县的二区及八区一部分与宿迁县的一区和五区一部分组成睢宿边区。其范围:北起废黄河北堤,南到海郑公路,西起朱海子,东至宿城西郊,东西约60华里,南北约40华里。抗日战争时期,这儿是淮北通往邳睢铜的一条游击走廊,也是华中通往山东根据地的一条重要通道。境内日伪据点林立,日伪军经常四出扫荡,扰害人民。国民党睢宁县长刘天展及其区、乡武装和国民党宿迁县刘子声支队,也在这一带催粮要款,再加上王宜纯、朱四、张家辰等土匪武装,拦路抢劫,绑票索钱,弄得睢宿边区暗无天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二、中共睢二区委建立

抗战爆发后,党即着手开辟睢宿边区。1938年邳睢党组织曾派中共党员王子宇到王官集、皂河一带宣传抗日。1939年初,中共睢宁县委派张晓亭、吴献贤先后到睢宿边区发展党员,组织青救团,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张晓亭发展杨新、王万武、王万精等人入党。杨新等又通过亲友和家族关系,在国民党睢二区长王保华(即王国钧)的区队里,发展袁介之(中队长)、王保金(分队长)、王甫仁(分队长)等人入党,并成立了中共睢二区特别支部,张晓亭任支部书记。不久,睢二区特支改建为睢二区委。张晓亭(后为杨新)任区委书记,王万武、杨新、王保金为区委委员。民主人士王冰如任睢二区青救团团部主任。

区委和青救团团部成立后,青救团组织发展很快。叶营、袁庄等乡团部也陆续建立。王冰如听说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一梯队到了邳睢铜地区,他步行35里来到吕集找到梯队部。梯队长李浩然热情接待他,并和他谈发展武装、组建人民政权、壮大抗日力量等当前任务。他回家后,先把二儿子王万岭送到梯队部报名参军。接着又在睢二区七乡乡团主任会上发动青救团骨干踊跃报名参军。乡团主任回去之后,又四出串连,不几天就报名300多人(其中青救团员100多人),并筹集一部分枪支,由他率领集体参加八路军。后编为南进支队第一梯队东江大队,夏玉华任大队长。这是睢宿边区首次参军热潮。

三、第一梯队打皂河

1939年4月间,受日军招安的土匪王振铎、李家鼎部五、六百人,打着“徐海民团”的旗号,进驻皂河。这伙匪徒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叶可泽侦察好伪匪兵力部署,星夜赶往岠山向南进支队第一梯队长李浩然汇报,并提出作战方案。随后,叶可泽向导一梯队并联络地方自卫武装,一举把王振铎的“徐海民团”赶跑,缴获大量物资,当场处决一批汉奸,为睢宿人民除了大害。而后,叶可泽联合地方自卫武装,在庙庄成立“邳宿睢抗敌自卫团”。叶可泽任团长,下辖4个大队,约800余人。同年6月,皂河日伪军到苗圩村抢粮,叶可泽率自卫团一部在黄河故道设伏,伏击日伪军,夺回全部粮食,归还农民。

四、坝窝伏击战

1939年10月,叶可泽领导的邳宿睢抗敌自卫团改编为陇海南进支队独立团,彭柏华任团长,叶可泽任副团长,吴云培任政委。11月,独立团在坝窝村(现属王官集)驻防。当天获得情报,宿城日军配合皂河日伪军100余人,分乘4辆汽车,将往王官集一带扫荡。政委吴云培与国民党睢二区长王保华联合,决定采取联合行动,在坝窝设伏,袭击日军车队。

次日黎明,独立团就做好战斗部署。下午一时许,敌4辆汽车驶到黄庄西头,离坝窝大豁口只有100多米。这时政委吴云培喝令一声“打”,噼哩吧啦一阵排子枪,毙伤日伪军多名。接着,独立团抢占黄河大堤。敌人疯狂地与我争夺,激战至下午二时许,我独立团向西北方向转移。敌占领大堤后,把坝窝村十几户人家的草房全部烧光。这次战斗,大大鼓舞了睢宿人民的抗战情绪,对发展睢宿抗日武装,建立睢宿民主政权,起到一定作用。这次战斗之后,独立团随苏皖纵队南下皖东北,编为河北大队,武志伟任大队长,叶可泽任副大队长。

五、睢二区抗日民主政权建立

1940年春,睢二区委研究决定:由区委委员王保金做他族兄王保华的统战工作。王保金经常向王保华讲解共产党的抗日政策,要求他站在共产党一边,携手抗日。可王保华思想顽固,听不进半句。王保金见软说不行,强行将睢二区区队改编成人民抗日军队,睢二区政府改组为人民政府。王保华慑于形势,被迫交出政权和随身携带的一把盒子枪,只身逃往徐州。

1940年6月,睢二区抗日民主政权宣告成立,区长兼区队长王保金,副区长杨新。二区初辖太康、涤尘、东藩等乡。

第七章   战胜困难,坚持斗争,巩固发展根据地

[1940.11~1942.12]

 

第一节   根据地的严重困难局面〖1〗

 

一、国民党顽固派的投敌反共活动

1941年和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獗的时期,也是中国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那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中国变为它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后方基地,梦想迅速灭亡中国,因此,一面向国民党诱降,一面集中其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而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策略,又正适应蒋介石的需要。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是他们对内独裁、对外妥协的最大障碍,只有联日反共才能实现其独裁目的。因而,国民党顽固派一面调遣几十万大军包围封锁解放区,一面指使大批高级将领率部投敌,充当伪军,与日军勾结进攻解放区。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宿迁县地方军政人员,从1940年冬至1942年,便陆续与日军勾结,纷纷向日军投降。宿北五、六、七区国民党区长臧蕴峰、马子众等人,摇身一变为伪区长或伪区团长。原打着抗日旗号的地主、土匪武装,也随着国民党的投降活动,公开或隐蔽地与日军勾结起来。自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之后,日伪顽的勾结更加紧密,反共反人民活动也更加猖獗,一次又一次地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扫荡”。

二、日伪顽对根据地的疯狂进攻

1941年初,匪首高孝堂接受日伪政府委任,充当伪八区区长兼区团长。仗其有百余人枪和十多匹马队,向宿迁抗日根据地扩张,推行伪化政策,强征粮草,摊派捐款,常以“通八路”为名,抓人严刑拷打,勒索钱财,甚至活埋枪杀,被杀害群众数十人,强占民女数十人,人民恨之人骨。八区伪化后,致使宿东根据地缩小一半。宿迁县党政机关一度转移到大兴、丁嘴一带游击区办公。同时也割断了县委、县政府与宿北的联系,形势十分严峻。

2月10日,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任命李凤如(又名李烈)为宿迁县长。李到任第二天,就委任仰化集恶霸地主朱迭岩为宿迁二、八区主任,又把县常备队长葛一山手下30多人枪揽在怀里,梦想依靠这股反动武装,在仰化集一带打开局面,开辟地盘,镇压抗日革命力量。25日,李凤如、朱迭岩率部突袭卓庄(现属仰化保祥村),捕去抗日自卫队长卢德印、副队长张振亭以及队员卢德广、卓德金等,在仰化集西门外,活活铡死。当地人民群众,对敌人的残暴行径,无不切齿痛恨。李凤如在仰化徐油坊修筑据点,扩充武装,抓人罚款,制造白色恐怖,对我宿迁根据地向南发展,造成很大威胁。

2月16日,叛徒程安鼎与地主陈大毒虫勾结伪二区区长曹善同偷袭宿迁二区区署。县民运科长兼二区区委书记董文蔚、区长鲍子和、警卫员鲍良久壮烈牺牲。区队枪支被收缴,队员逃散。区队长卢元振带少数随从到仰化集投靠国民党李凤如。这时,二区情况异常紧张。县委当即决定重建二区区署,委派马爱亭为二区区长,任鹏志为区委书记,重新发展武装,坚持斗争。同年6月,二区区署再次遭国民党泗阳常备旅王光夏部袭击,区委书记任鹏志等5人牺牲,后由臧大全接任二区区委书记。

1941年2月24日,日本宪兵队以搜捕共产党人为名,实行全城大逮捕,先后捕去肖天鲁、张健吾、施心泉、罗式银(女)等学校教员以及机关伪职人员40多人,将其关押在宪兵队牢房里。经过40天严刑逼供,株连70多人,肖天鲁等被折磨致死。后日军伪造证件,将李翰、叶靖远等18人,经徐州宪兵队解往济南杀害。次年1月,宿城日军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一面对敌占区人民残酷压榨,一面加强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与军事骚扰。后又分区实行“治安肃整”计划,即以军事进攻,巩固已建据点,增设新据点,向外扩大伪化,企图达到全面控制及全部伪化的目的。

由于日伪顽的军事进攻,政治迫害,经济封锁,致使我根据地缩小,人口下降,生产遭受严重破坏,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都发生极大困难。

 

第二节   坚持团结抗战粉碎伪化阴谋

 

一、加强党的统战工作

在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中共宿迁县委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坚持敌后斗争,在“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指引下,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一面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一面积极争取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参加抗日。

(一)实行“三三制”政权

“三三制”政权,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这种政权在人员分配上,是由共产党员、无党派人士和开明士绅各占三分之一而组成。它代表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及开明士绅等各方面利益的政权。其实质则是一切赞成抗日、拥护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汉奸和日本侵略者的民主专政。党为了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智力实现抗战的胜利,在全国各根据地普遍进行了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一面在各级政权中实行民主选举制,选举三方代表进入政权机构,实行民主管理;一面召开各界代表及士绅会议,成立参议会,广泛听取批评和建议,力求把政府工作做得更好,从而达到精诚团结、共同抗日的目的。由于在各级政权中都有共产党员、无党派人士及开明士绅代表,他们代表着各阶级利益,因此抗日民主政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使在抗战处于艰苦时期,民主政权也能在群众中站稳脚跟。

(二)争取开明士绅参加抗战工作

宿迁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始终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和组织地方各阶层爱国人士参加根据地的抗日活动,并于1942年1月成立宿迁县参议会。蔡贡庭、马爱亭、王希一先后任参议长,李明甫任副参议长。参议会积极参与各种抗日活动,协助党和政府开好各界人士代表会和座谈会,宣传抗战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统一思想,团结抗战,发动全县开明士绅为抗战开展拥军优属、救灾募捐、减租减息、自动献枪等活动。八区开明士绅陆祥甫、吴海门、李明甫等人,在马爱亭、蔡贡庭等人启发帮助下,认识到抗战的光明前途,增强了对共产党的敬仰和信赖,衷心拥护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发展抗日武装、建立人民政权作出一定贡献。在宿迁县抗日民主政府初建时,人力、财力、物力都很困难,他们带头献枪、献粮,支援抗战。1941年夏,为伏击匪首高孝堂部,八区区队40余人潜伏在李明甫家中,他不仅保证区队人员安全,还特地杀了一头猪,慰劳战士。他为这次伏击战的胜利,作出特殊贡献。后在参军运动中,他动员继子李少明参加革命工作,动员当地青年参军,亲自为新战士戴红花、牵毛驴,革命热情极高。二区参议员刘兰波,把保家枪支献出支持抗战。在他带动和影响下,全乡献枪近30支,比原任务超额50%。此外,泗宿县的蔡玉辉、睢宿边区的袁光群、王礼钊等民主人士,都为抗战作出一定贡献。当抗战进入困难时期,党积极争取他们,教育他们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吸收他们参加政府工作,在他们当中发展党员,把他们引导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这是当时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不仅壮大了抗日力量,而且由于大批士绅和广大知识分子参加抗战工作,为抗战献枪、献粮、献钱、献计,从而推动了抗战工作的开展。

(三)争取国民党人士及地主、土匪武装参加抗战

日军残暴行径,不仅侵犯基本群众利益,也侵犯了一部分国民党官员及地主、土匪的利益。他们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也日益加深。这为争取他们参加抗战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解放区军民对敌斗争的胜利和根据地不断扩大,使他们看到共产党真心实意为国为民,完全可以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战的胜利。这就为争取他们参加抗战提供了重要前提。原国民党宿迁县党部执行委员沈凌霄、睢宿边区的国民党睢二区区长王冰如,在党组织教育帮助下,先后都参加了抗战工作,并作出一定贡献。骆马湖土匪武装周维俊部、宿迁伪保安队大队长王某,在抗战中,始终与共产党地方政府、军队保持联系,并配合抗日武装打击敌人。

在这一时期采取多种形式争取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战,收到了积极效果。实践证明,哪里统战工作做得好,哪里的革命就发展;反之,革命就要受到挫折。

二、积极发展地方军与民兵

宿迁县沂河大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初建时仅20余人,至1941年底已发展到280余人,在邵店以南、大兴集以东一带活动,与敌人的伪化阴谋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取得卓著成绩。据统计,沂河大队在1941年中,与日伪作战一百余次,缴获平射炮2门、轻机枪3挺、长短枪近200支,击毙日军35名、伪军147名,俘获伪军107名、土匪69名。战绩表明:地方军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均有显著提高,成为宿东根据地人民反伪化斗争的重要支柱。

1941年5月,中共苏皖区党委改为淮海区党委,专门领导淮海区工作,金明改任淮海区党委书记。宿迁县委领导机构也作了调整,原县委书记李铁民调沭宿海中心县委任民运部长,晁福祥接任宿迁县委书记,并决定由县委委员王子鲁、张渐摩等人组成宿北工委,以便开辟新区,从东西两面包围被伪匪高孝堂伪化的宿八区。9月,宿北工委书记王子鲁在沂河区联合徐玉珍部30余人枪,正式在庄林场成立“宿北马陵大队”,徐玉珍任大队长,王子鲁兼任政委。开始下辖一个中队,后发展为三个中队,约有300余人枪。这支武装成立后,转战于宿沭边区,与敌人展开反伪化斗争。同时,县委积极发展民兵组织,尤其是1942年夏,普遍贯彻执行减租减息以后,大多数农民提高了觉悟,他们积极报名参加民兵,从而为民兵组建与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当时,宿迁、宿北、泗宿等抗日根据地均建立了民兵组织(即农民自卫军),形成县有总队、区有大队、乡有中队、村村有民兵自卫队的大好局面。在抗日战争中,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敌人“扫荡”时,他们组织群众坚壁清野,掩护群众安全转移;在敌人“蚕食”时,他们带领群众打狗、破路、拆毁敌伪据点;在敌人“清乡”时,他们秘密处置汉奸,深入敌后,了解敌情,散发传单,开展政治攻心战,并积极配合主力军作战。他们为主力部队送情报,作向导,送子弹粮草,是主力军的得力助手。不打仗时,同群众一起参加生产,积极地为战争创造物质条件。因此,宿迁各根据地党委一直十分重视民兵建设工作。每年都要吸收一批青壮年参加民兵。上升一批,发展一批,保持民兵数量的相对稳定,使之成为宿迁人民抗日的一支重要武装。

 

第三节   抗日、反磨擦斗争的重大胜利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宿迁的日伪顽匪也相互勾结,妄图把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李凤如在仰化集一带捕杀共产党人,制造白色恐怖;高孝堂抢占邵店,伪化了八区,控制了宿沭公路线;二区区署被敌摧毁,董文蔚、鲍子和等遇害,区队长卢元振投靠李凤如……。宿迁县委、县政府机关和沂河大队,一度被迫跳出圈外活动。

为了摆脱困境,县委决定与主力部队联系,请求援助。同年3月2日,由马爱亭派遣打入国民党宿迁县长李凤如内部的陈展(即杨学忠),到泗阳向新四军九旅旅长韦国清报告,并向导主力,发起徐油坊战斗。

徐油坊位于仰化集西北二里,是李凤如的指挥所,外有铅丝网,内有土圩墙,东南西北两角各有炮楼,并有一个机枪班守卫。当天夜半,九旅一部发起攻击,激战至次日午时,摧毁据点,当场击毙国民党宿迁县长李凤如,生俘“剿共”司令高白恒及其以下官兵100余人,缴获长短枪130余支。

徐油坊一战,威震宿东。国民党顽固派在宿迁地区挑起的反共高潮被粉碎了。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也大为收敛,从而缓和了宿东的紧张形势。之后,县委收编李凤如部为沂河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徐玉珍,指导员陈展。

1941年6月20日,宿城日伪军配合伪八区东挺大队计200余人,向宿迁根据地保安圩进犯。当日凌晨,日伪军抵达保安圩西半里老张圩。保安队获悉敌情,乡长张用修一面安排群众向东南转移,一面带领乡队、民兵,架起子母炮、巴狗炮、洋台炮,凭圩拒守,严阵以待。一群敌兵猫腰托枪向圩跟冲来,圩内枪炮齐鸣。当场就有几个日伪军倒在前沿阵地,余敌惊恐万状,退回老张圩,一时形成两圩对峙。

打退敌人第一次进攻后,八区区队长张萌堂率一个小队来到保安圩。他把乡队、民兵重新部署,分工把守。县大队(原沂河大队)闻讯也赶到保安圩附近老新庄,奉命在赵庄设伏的八区区队副刘维峰,当听到保安圩枪声,率20余人来支援,在老张圩西与八区区队汇合,把30多名战士组成3个战斗组,分三路向老张圩之敌发起进攻。由于敌强我弱,打得非常艰苦。在敌人机枪疯狂扫射下,董长友睾丸被打伤,血水漫湿裤子,还咬着牙坚持战斗。区队副刘维峰被敌弹击中太阳穴,左眼球脱出眼眶,由王成吉等人背下火线,向老先庄转移。

正午时分,我县、区、乡队民兵约200多人,从四面向老张圩发起猛攻。敌人惊慌失措,两次放出通讯鸽子向宿城日军求援,均未能得逞。鬼子害怕夜战,于是在北圩山上放起烟幕弹,趁着烟雾向北逃窜。县、区、乡队民兵奋起追击,枪声、炮声、军号声、喊杀声汇成一片,日伪军遗尸遍野。

此役之后,宿城之敌轻易不敢东犯,从此,又沟通了二、八区的联系。宿迁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开始好转。

同年10月16日,陈毅代军长亲自指挥新四军第二、三、四师各一部,发起程道口战役,并取得胜利,从而沟通了淮北、淮海的交通,也为宿迁根据地向南发展提供了条件。

11月5日,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在宿迁八区区队配合下,一举拔除郡店伪据点,毙伪军6名,俘140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130多支,战马10余匹。匪首高孝堂率残部逃回老家山庄,八区解放。10日,宿迁县抗日民主政府回邵店一带办公。县政府在八区先后恢复13个乡镇政权,重新组建八区区署,张萌堂任区长,崔智任区委书记。

 

第四节   宿迁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1942年春,县委、县政府为了巩固宿迁抗日根据地,在二、八区各乡保中组建农救会、工救会、妇救会、姊妹团、儿童团各种群众抗日团体。同时,扩充地方武装,将八区区队改为长安大队,井在八区组织邵西、路北、人和、上庄4个联防队,由各乡乡队集中起来作为脱产武装,从而加强对敌斗争力量。联防队日夜站岗放哨,活动在边缘区,征收公粮,打击奸商,既保护了根据地的安全,又保证了军需民食。夏收之后,县委又贯彻执行了“二五减租”法令,在中心区初步开展了减租减息斗争,使一部分农民获得经济利益,改善生活,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掀起了抗日生产的新高潮,使宿迁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与发展。同年6月,遵照上级指示,宿迁县重划区乡,并决定以地名命名区名,共设大兴区(原二区)、邵店区(原八区西北部)、泰山区(原八区东南部)、陇集区(由泗沭县划入)、新店区(原七区)、堰头区(原六区)、骆马区(原五区),计7区66个乡镇。

一、中共宿北县委成立

1941年5月,宿迁县委决定以县委组织部长王子鲁、宣传部长张渐摩等人,组成中共宿北工委,重新开辟宿北。之后,王子鲁等便以六区四明乡为基地,以“反对维持,保家自卫”为宗旨,利用宗教形式,在群众中组织“佛教会”,借以开展反伪化的斗争。不久,佛教会员就发展1000多人,推王天民为会长。王天民在佛教会员中,筹集枪支,组建一支佛教会武装,计30余人,编成一个中队,王如光为中队长。接着,王子鲁等人又在棋盘镇一带,成立联庄会,发展农民武装100多人。联庄会在王如光、朱大公带领下,先后摧毁了伪和平乡公所和伪棋盘镇公所,缴枪30余支。佛教会武装和联庄会,赶走了伪六区区长张子衡,开辟了敦化乡。接着又摧毁16个伪乡镇政权,从而粉碎了敌人伪化宿北的阴谋。宿北五、六、七区建立了人民政权。五区区长张九峰,区委书记朱荣昌;六区区长汪益之,区委书记王子鲁(兼);七区区长晁历坡,区委书记张渐摩(兼)。

1941年秋,国民党二十六支队骚扰宿北,接着日伪军又“扫荡”大冲,宿北形势再度恶化。年底,宿北工委书记王子鲁派人到淮海地委,要求主力部队支援宿北。新四军教导五旅一部,在旅长梁兴初率领下,于1942年初进驻宿北。1月23日夜,教导旅在马陵大队和沂河大队配合下,长途奔袭二十六支队驻地马新场。由于该部机枪班班长陆永礼率士兵起义,并配合作战,因而迅速将敌击溃,俘30余人,缴重机枪1挺、长短枪30多支,缓和了宿北的形势。3月,新四军教导旅一举拔除伪龙泉沟据点,解除了宿北的危机,使宿北有了以金李庄为中心的一小块根据地,在此情况下,宿迁县委决定建立宿北抗日民主政权。

4月18日,宿迁县政府在宿北筛子镇召开五、六、七区行政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宿北行署(办事处)”成立,汪益之为行署主任,臧大全为秘书,下辖五、六、七区。在宿迁县委领导下,坚持宿北的抗日斗争。

5月,新四军独立旅一部,对国民党二十五支队张凤文等势力进行打击,一举收复了堰头、双庄一带18个村镇,进一步巩固了宿北根据地。

8月,国民党宿迁县保安团及二十五、二十六支队,纠集1000余众,坐镇堰头,向棋盘、大刘墩一带进犯。宿北马陵大队配合宿迁沂河大队对敌英勇还击,五战五捷,打死打伤敌人80余名,俘敌12名,从而巩固了宿北根据地。

1942年10月,淮海地委又派来一批干部充实宿北领导机关,并决定将宿北工委改为宿北县委,李广仁任县委书记,王子鲁为县委副书记。从此,宿北脱离宿迁,单独设治。

二、运河特区建立

1942年夏,为了解决淮北、淮海两区的交通,进一步控制运河线,华中局决定:在宿迁、泗阳两县城之间沿运河两侧狭长地带建立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这就是“运河特区”,属淮北区党委领导。

特区区委书记高峰,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李晨,组织部长罗代周,敌工部长刘逸奇,秘书戴岳。特区办事处主任由高峰兼任,戴岳、马爱亭为副主任。陈静尘为特区参议会参议长。特区下辖5个区,即运河以南的陈圩区、占城区;运河以北的双河区、大兴区、程道区。当时特区的范围,即以宿城至大兴、丁嘴的公路为界,路南属运河特区,路北属宿迁解放区。特区东邻泗沭县,北靠宿迁,南抵泗阳,所辖夹百里运河交通线。

特区建立后,区党委首先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壮大抗日人民武装力量。特区建立警卫营,营长郭从戎,各区、乡也都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区有中队、乡有小队,并建立了农、工、青、妇等抗日群众团体。在反伪化斗争中,多次粉碎导淮、林宫渡、熊码头、史集的日伪军骚扰进犯。对阻碍开辟工作的地方恶霸势力,及时发动群众,对其开展斗争。仰化集大恶霸朱棣华,民愤极大,区委研究决定后,将朱处死。仰化集一带群众拍手称快。后又镇压了大兴镇国民党镇长,改变了大兴镇一带的斗争局面。特区区委又发动群众,发展生产,支援战争,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从而有效地巩固了运河特区根据地。

三、泗宿边区的巩固与发展

1941年8月,泗宿县党政领导成员作了调整,县委书记石立志,县长狄克东。下辖潘山、闸塘、归仁(时属宿迁境)、金镇(时属泗阳)、朱湖、重岗、刘圩(时属泗县境)等7个区。同时成立“泗宿县大队”,又称三大队。李秉枢任大队长,雁平任政委。

同年11月,陈毅到淮北主持召开党政军负责干部会议。他在报告中就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群众运动、扩大根据地等问题作了详细指示,为淮北苏皖边区人民的抗日斗争指明了方向。

会后,泗宿县委根据淮北区党委指示,在全县范围内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双减”斗争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建立乡村基层政权。1942年春,在减租减息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县、区、乡先后成立了农、工、青、妇等抗日群众团体。在同级党委和县联救会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各区、乡、村普遍成立民兵自卫队,区有大队、乡有中队、村有小队。各村都有儿童团,协助民兵站岗放哨查路条,为维护社会治安发挥重要作用。同年秋,泗宿县县区两级政权分别成立了武装委员会(简称武委会),负责领导与组织训练民兵自卫队工作。当时全县有民兵自卫队6000余人,实行兵民结合、劳武结合,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维护社会治安,成为根据地的一支重要武装。同年冬,我主力粉碎敌人33天大扫荡之后,泗宿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

四、睢宿抗日根据地的形成

1941年冬,胡觐如出任国民党宿迁县长,县府机关驻杨集(现属蔡集)一带,当时,杨树人任国民党一区区长,并积极组建县警卫连和一区区队。1942年初,胡觐如和刘子声因争夺宿西地盘而发生冲突,胡觐如出逃。不久,韩德勤委时亚武出任宿迁县长。时上台后积极扩充实力,陆续组成3个大队和1个独立连、1个警卫排,活动在宿西海郑公路南北及宿南洋河一带。时亚武、刘子声以宿城为依托,成为日伪军的宿西屏障,与共产党领导的睢宿边区政权对抗。在睢宁方面,国民党特工王腾霄在高作镇附近组织挺进队,国民党睢二区区长马子龙盘踞高作南史墩一带。由于日伪顽共同反共,对睢宿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发展与巩固,造成严重困难。

自1940年6月,睢二区国民党区长王保华出走后,睢二区人民政权即建立,所属只有几个乡。中共睢二区委这一时期的交通工作做得卓有成效。在睢宿边区政权未建立之前,八路军主力部队就常经过睢宿边区往返淮北山东之间。是年6月,江华率苏皖纵队司令部回山东,在一个黄昏由宿南蔡乱庄出发,夜经张旗杆、沙集东、杨集、王官集附近,天明后过朱海废黄河,驻王马路一带休整,后转入邳睢铜根据地去山东。这条交通线多在睢宿边区范围之内。少数党政军人员过往,多由便衣武装交通员护送。如王官集西北叶营子交通站站长叶继伦领导的小股便衣武装交通员,主要就是担负这项任务。睢二区政权建立后,一般改由区队护送。在这条通道沿线,党组织还争取伪军政人员,掩护我来往人员通过。如苏皖纵队北上山东,至沙集北大寺村遭民庆乡伪乡长陆永卫乡队武装袭扰,损失颇重,由纵队四科科长叶可泽与杨集崇义乡伪乡长杨波元联系,由杨亲自带人把我军护送到王官集南,沿途未遭麻烦。

1942年初,日伪军向邳睢铜地区“蚕食”、“扫荡”,环境恶化。睢二区区委、区署、区队转移到废黄河以北,依托邳五区新工堰、王马路一带,向废黄河以南开展隐蔽工作。这时,睢二区委遵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王官集一带争取一些上层进步人士,如袁光群等人与共产党合作,取得一定成绩。同年冬,中共邳睢铜地委实行精兵简政,撤销县建制,地委直接领导区。年底,邳睢铜地委遵照淮北区党委指示,为阻止王仲廉部队东进,决定打通邳睢铜与淮北军区的通道,在睢宁和宿迁之间,建立一个相当于县级政权,这就是睢宿工委。吴云培任工委书记,吴献贤任副书记,韦荣环任组织部长。次年3月,赵卓如接任工委书记。同时成立工委办事机构“睢宿督导室”,赵卓如兼主任,王保金为副主任。同年秋,在睢二区队基础上组建睢宿大队,王保金任大队长,冯景猷任副大队长,宋康谷任大队政委。至此,睢宿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第八章   为争取抗战形势的根本好转而斗争

[194210~194312]

 

第一节   反“扫荡”、“反磨擦斗争”〖1〗

 

一、调整机构、精简人员

为了粉碎敌人的冬季大扫荡,使党政军机构更加适应战时需要,1942年秋冬之际,各级党委分别调整了党政军机构,并充实和加强了各级领导。

1942年11月初,华中局决定成立苏北区党委,黄克诚兼区党委书记。原淮海区党委改为淮海地委,金明任地委书记。同时成立苏北军区,黄克诚兼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原淮海军区改为淮海军分区,刘震兼军分区司令员,金明兼政委。淮海行政公署不变。11月中旬,淮海地委、行署、军分区,将辖区划为东(海)灌(云)沭(阳);泗(沭)宿(迁);潼(阳)宿(北);淮涟4个区,分别建立4个中心县委,以便统一领导与指挥党政军民的抗日斗争和各项工作,并根据主力地方化的原则,将新四军10旅29团、7旅21团1营与地方武装合编为4个支队。宿迁属第二中心县委领导,第二中心县委书记石瑛。第二支队长张万春,政委石瑛(兼)。二支队下辖3个团。宿迁沂河大队改编为二支队五团,团长张竭诚,政委由县委书记晁福祥兼。五团仍作为地方武装驻宿迁坚持抗日斗争。

1942年9月,运河特区成立。原宿迁的大兴、双河、程道3区划归运河特区。10月,宿北设县后,原宿迁的新店区、堰头区、骆马区划归宿北县。宿迁辖邵店区,张荫堂任区长,陈士明任区委书记;泰山区,陆钧任区长兼区委书记;陇集区,乐群任区长,晁岱文任区委书记;桃园区,贾福三任区长兼区委书记;来龙区,徐祯任区长,叶霞枫任区委书记。邵店区长安大队上升为宿迁县总队,总队长张荫堂,肖松甫任政委。

在精简机构过程中,宿迁县委根据淮海地委指示,对军队中的老、弱、幼人员以及党政机关中的勤杂人员,普遍进行精简并妥善予以安置,从而使党政军机关更加精干,更加适应战争需要,对提高人民军队战斗力,减轻人民负担,调动群众抗日积极性,有极大好处。

1942年10年25日《淮海报》发表《准备击破敌人大小“扫荡”》称:“宿迁、洋河等地敌兵均有增加;宿沭、泗宿公路沿线增设据点,修筑公路,不时出动向我根据地带有试探性的骚扰,并派出大批便衣侦探,搜集我方军政情报。这一切迹象表明,敌人将要举行大规模‘扫荡’。为此,我们必须在思想上、物质上、行动上作好反‘扫荡’的充分准备。”县委根据这一精神,及时召开区、乡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地委指示和《社论》精神,要求全县党政军民都必须培养和发扬两种精神,一是“边区精神”。要求党政军干部勇敢进取、主动出击,用一切办法向外发展,向敌伪区挺进,深入敌伪区活动,向敌伪区据点开展策反工作。必须认识到只有不断开展边缘区,才能巩固中心区;边区不能发展,中心区也就无法巩固的道理。二是坚持斗争精神。坚持每一个地区,尤其中心区要就地坚持,就地游击,群策群力,机动灵活,根据敌我兵力,寻求战机,打击敌人,决不允许放弃任何一块根据地。各区乡民兵要加强锄奸、治保工作,要带领群众搞好坚壁清野,并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教育,不给敌人带路,不告诉敌人真实消息,不留一点东西给敌人……为粉碎敌人的“扫荡”,作好充分准备;为争取抗日斗争形势的根本好转而斗争。

二、粉碎日伪顽的猖狂进攻

1942年冬,日军继“扫荡”山东抗日根据地之后,将“扫荡”重点转移到华中的淮海、淮北地区。11月14日,日军第17师团一部及伪军36师共8000余人,分多路合击淮海区小胡庄、张圩一带,企图歼灭我淮海区领导机关,进而摧毁淮海根据地,达到全面伪化的目的。淮海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避其锋芒,及时跳出包围圈,使敌人合围扑空。月底,敌人第二次出动,实行依托公路安设据点,对解放区进行分割“扫荡”。与此同时,盘踞在皖东北周围地区的日军第17师团、独立第13混合旅各一部及伪军第15师、28师等计7000余兵力,兵分五路,对淮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大“扫荡”。是时,宿迁县境的宿沭、宿新、宿泗等公路均已被敌打通,并沿公路线增设王圩、左庄、来龙、方圩、侍卫圩、罗圩、双蔡圩、归仁集、马公店等据点。宿迁抗日根据地缩小,且被分割为数块,县党政机关只能在纵横十多华里的区域内回旋;部队只能以连为单位活动,且须日夜数度转移,形势十分严峻。

为此,宿迁县委遵照淮海地委指示,积极组织领导地方军和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开展反“扫荡”斗争。同时在解放区掀起一次群众性的“破、拆、打”运动。“破”,就是破坏交通线,挖成便于隐蔽、便于转移、便于打击敌人的抗日沟;“拆”,就是拆毁庙宇、祠堂、炮楼、土圩子,使敌无法建造据点;“打”,就是打狗,以便我军夜间行动。这个运动在县境各解放区都搞得轰轰烈烈,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参加人数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宿迁泰山区一次破路92华里,拆掉炮楼103座,扒瓦房35间,拆钢丝圩98个,打狗780余条。全县计破路300多华里。泗宿县破路350华里。致使曹集至悦来(宿沭段),宿迁至归仁的公路完全瘫痪。解放区内,抗日沟纵横交错,形成随处可以打击敌人的有利阵地,在反“扫荡”斗争中发挥一定作用。

在敌人对淮海、淮北大“扫荡”之际,宿迁、泗宿军民积极配合主力,开展反“扫荡”斗争。3月中旬,宿迁、沭阳、新安镇日伪军1500人,“扫荡”中心区邵店、叶海一带,宿迁长安大队配合二支队五团,经数日激战,将敌击退。毙、俘日军12人、伪军100余人,缴机枪5挺,长短枪50余支。同时,泗宿地方武装配合新四军9旅26团强攻洋河日伪据点,摧毁碉堡20余个,俘日伪官兵20余人、毙200余人。后泗宿地方武装配合26团。再次攻克罗圩伪据点,击毙伪乡长,歼伪军一个中队。11月,泗宿三大队在罗挑沟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政委雁平牺牲。在宿东,二支队五团配合地方武装,围攻方圩伪据点,大摆“臭狗阵”,断绝伪军水源,从而攻克该据点,全歼伪军一个中队。至此,宿迁县解放区也和全淮海区一样,完全恢复敌人大“扫荡”以前的局面,同年12月,淮北区军民经过朱家岗战斗后,取得了33天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在日伪军对淮海、淮北地区大“扫荡”之际,国民党顽固派为敌作伥,大肆向我根据地骚扰、破坏。国民党顽固派宿迁县长时亚武和宿睢游击支队司令刘子声,配合宿北国民党25、26支队张凤仪、马环等部共2000余人,进攻宿北。我马陵大队及宿北党政机关被围数日,后得运西部队增援始解围。1943年8月27日夜,运河特区敌工部长刘逸奇(即刘之武)、敌工干事董战、特务员王凤源及通讯员吴长珠,由运河南岸张圩村返任,途经罗圩渡口,遭时亚武伏击,王凤源当场牺牲,董战涉水突围,刘逸奇、吴长珠被俘。他们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于9月2日在杨圩东惨遭杀害。为了给人民除害,给烈士报仇,中秋节晚,9旅26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在杨圩一举击垮国民党宿迁县长时亚武部,接着又在苏圩消灭了国民党宿三区区队,活捉区长兼区队长苏恒发(绰号“苏六蹩腿”)。9月14日夜,9旅27团在睢宿大队配合下,在靳塘、吴宅一带,消灭了睢宿游击支队,活捉了支队长刘子声,取得泗宿北部与睢宿边区反磨擦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同时,二支队五团和三支队配合,与国民党郭霞轩部及25、26支队,展开历时一周的战斗,攻克马圩、王楼等10多个据点,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缓和了宿北的形势。

 

第二节“双减增资”运动与群众团体的组建

 

一、减租减息与增加工资运动

早在1940年8月,苏皖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有关规定精神,就制定了土地政策和劳资政策。在土地政策上,把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实行“二五减租”(原交一石的减去二斗五升)和分半减息的政策。在劳资政策上,提出为雇农“增加工资”,工资一律以粮食计算,大伙计每年为700斤至1000斤,二伙计每年为500斤至700斤,小伙计每年为300斤至500斤。同时还规定:东家每年给雇工增加一套衣服、一条毛巾。雇工临时药费由雇主负担。雇主应允许工人参加雇工会、参与工抗会活动。在集镇,劳资双方订立契约,规定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保证劳动时间,老板不准虐待工人等。这样既保障了雇工学徒的切身利益,也使雇主有利可图,从而调动了劳资双方抗日的积极性。1942年5月21日在淮海区参议会上,又重新颁布了《改善雇工待遇条例》、《减租减息条例》等规定。宿迁县委、县政府在上级党的领导下,认真执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和劳资政策,广泛开展了减租减息与增加工资运动。这个运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0年10月抗日民主政府建立至1942年夏收期间为发动阶段,主要是宣传贯彻政策。同年11月,沭宿海办事处在贤官亭召开所属三县士绅代表会议,由办事处主任江剑农传达苏皖区党委关于减租减息与劳资政策。1941年7月,宿迁县农救会成立后,即培训骨干学习减租减息与劳资政策,向根据地人民普遍进行宣传,并在部分乡村试行减租减息,但由于缺乏经验,加之基层农救会还未组织起来,多由地方保甲长包办代替,因此试行中出现一些不同情况:如宿迁泰山区地主王文元比较开明,表示拥护人民政府的减租减息政策,眼下没有粮食退租,自愿以地相抵,每亩作价10元,一次写15亩地契给佃户。泗宿县潘山区龙河乡地主陈尔铎,主动找佃户、债户协商并向农救会表示愿减租息20%。他家500多亩地,一次退租2万多斤,退息数百银元。但也有对抗政府法令,拒不减租减息,并散布流言蜚语的地主,如八区地主叶兴五,占有18顷土地,剥削、压迫农民,县委组织18个乡干群找他说理。叶慑于群众威力,承认剥削有罪,答应减租减息。也有些地方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出现明减暗不减现象。

第二阶段,从1942年秋至1943年底为具体实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由农救会领导农民向地主减租减息,按政策规定该减就减,当场兑现,扭转过去由保甲长包办的做法。县委根据淮海区党委指示,结合宿迁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大体分为三步,(1)进行试点。当时确定以大兴区的韩集、桃园两乡作为试点,从中总结经验。(2)全面展开,各区普遍发动,由农救会出面要求地主减租。1942年秋,宿迁县计减租37369斤,减息510斤、90元钱;增加雇工工资粮61034斤、钱990元,使贫雇农普遍受益。(3)在双减增资的同时,发动群众组织工、农、青、妇等救国会,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保卫胜利果实。

通过减租减息斗争,真正确立了农民群众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改造一批由地主豪绅把持的基层政权;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为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和生产运动准备了条件。

二、抗日群众团体

1941年秋,中共淮海区党委召开全区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大会传达刘少奇同志和华中局关于开展群众工作的指示。会后,区党委派姬子华、杨天觉、骆涛、陆钧等来宿迁,开展民运工作。当时,宿迁抗日根据地主要是运东二、八区的大部分地区。宿北的五、六、七区基本还属游击区。同年10月,程道口反摩擦斗争胜利后,宿迁根据地形势才得到缓和。县委不失时机作出决定,在已控制的二、八区广大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在有条件的乡镇成立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姐妹团、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发动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日斗争。

1941年秋,宿迁县农救会成立,由县委副书记姬子华兼主任。同时召开了县农救会第一次执委会,并通过了农救会的主要任务为: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活动,宣传减租减息,开展惩奸反霸,调解民事纠纷,动员农民缴纳爱国公粮等。会后,县农救会成员深人二、八区各乡镇,发动筹建农救会组织。同年12月1日,宿迁县第一个乡农救会——二区东全乡农救会率先在关庙成立。县委在那里召开了庆祝大会,与会人员有该乡十三个保的全体会员500多人,加上兄弟乡来宾及县区乡长干部总计约1000多人。会场上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区农救会筹委会主任卢夺魁报告大会意义。接着县沂河大队大队长胡震球、县农救会负责人戴文,就农救会的权利与义务等问题讲了话。最后,二区臧副区长、区农救会代表骆涛,分别讲了当前农救会工作并介绍沭阳农救会的活动经验。大会开得隆重热烈,与会人员深受感动。大会选出张玉斌、高庆香等9人为东全乡农救会委员。

第二天,东全乡农救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下列事项:(1)推选张玉斌为会长,高庆香为副会长,其余委员为执委;(2)号召农救会员积极参加破路;(3)全乡成立5个识字班,请热心抗战的知识分子执教;(4)每半月召开一次执委会。

第一炮打响后,崇河、东兴、大兴等乡镇农救会也先后建立。八区邵东乡农救会成立后,带动刘集、泰山、崇南等乡农救会也相继建立起来。在大部分乡镇农救会建立后,二八区农救会即宣告成立。至1943年宿迁县县、区、乡、保四级农救会基本建成。

农救会建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为农民办实事。二区桃园乡地主乔永平,无故殴打佃农李献延,将其打得头破血流,不能走路,还抽了地不给他种。区民运干部骆涛发动全乡农救会员找地主说理。在斗争会上,地主乔永平向佃农赔礼、认罪,并表示继续佃地永不打骂佃农。从此,农救会的力量日益扩大,威信大大提高。崇河、东全两乡农救会,开展向富户借粮运动,共借出粮食与山芋干5000多斤,帮助141户贫农度过春荒。邵东乡农救会查出保长孔某贪污公粮147斤,农救会加倍罚粮294斤,作为贫农临时借贷粮。此外,农救会在农村宣传抗日,打击地痞流氓,惩治不法地主,举办公益事业,深受群众欢迎。群众家庭纠纷、典房卖地等事,也找农救会帮助解决。地处游击区的邵店镇农救会,其成员经常深入农户访贫问苦,宣传二五减租,抗日活动十分活跃。

1942年3月18日,宿迁县青年救国会成立,陈修任会长。青救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救国,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帮助农救会建立俱乐部,开展抗日文艺宣传活动。二区青救会程震、陈绍山、张福用、张启宇等一批热血青年,积极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斗争。他们自办墙报,宣传抗战形势,反映青年生活,组织读书会,集体阅读抗日报刊,还经常深入边缘区贴标语、散传单,开展政治宣传。八区青救会也十分活跃。据县青救会1942年7月工作总结称:三个月来,全县计成立17个青救会,188个青救小组,发展会员2192人。在青救会长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会员守则》,其文曰:“青救会员,抗战当先,服从组织,应作模范;执行决议,必须实践,严守纪律,不违抗战;爱护团体,共赴国难;积极工作,不怀抱怨;缴纳会费,忠实表现;终身为国,永不背言。”

1943年春,宿迁县妇女救国会成立。会长徐玉珍(后吕骥英、陈凯)。县妇救会成立后,积极参加各项抗日活动,为部队战士洗补衣服、做军鞋、支前、惩奸反霸、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并在斗争中发展党员,建立区、乡、村妇救会组织。宿迁县抗日根据地广大妇女,为巩固发展根据地作出了一定贡献。

桃园区新河乡妇救会长张李氏,人老心红,在扩军运动中,她带头送子参军,在欢送新兵大会上,慷慨陈词:“胜利果实我们不保卫,谁来保卫!”全乡青年在她影响下,纷纷报名入伍,全乡提前完成扩军任务。泰山区崇河乡妇救会长单玉英,工作大胆泼辣,敢于同封建势力和腐朽思想作斗争。她不顾家人阻挠,不怕打击报复,不管他人非议,动员全乡一些受虐待妇女参加妇救会,并劝解、警告其公婆、丈夫:人民政府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不准许虐待妇女,不准干涉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违者必究。她还动员寡妇再嫁。平时组织妇女磨军面、做军鞋,动员青年参军,样样工作做得都很出色,受到党委和群众一致好评。泗宿县闸塘区北宁乡妇救会长陆红,立场坚定,工作不循私情,她婆家婶娘是地主出身,思想顽固,有枪不献,私藏起来,蓄意与人民为敌。陆红大义灭亲,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其婶娘,揭露其藏枪罪行。沈桥乡姊妹团长祁月华,带领20多名姐妹,跑十几里路去慰问伤病员,为伤病员烙饼、擀面、喂饭、洗血衣……受部队首长好评。每逢节日或召开祝捷大会,根据地青救会、妇救会、姊妹团都要演文明戏,扭秧歌,参加庆祝活动。儿童团村村都有,他们协助民兵站岗、放哨、查路条,十分活跃。总之,各抗日群众团体,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巩固发展宿迁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战的胜利,均作出一定贡献。

三、农民自卫军

1942年夏收后,宿迁抗日根据地在减租减息运动结束之后,各区、乡分别建起农民抗日自卫军,以保卫胜利果实。

同年8月13日,为纪念上海抗战5周年,县委、县政府在保安圩举行农民自卫军大检阅。参加检阅的有大兴、邵店、泰山、陇集4个区的农民自卫军战士6147人,携带广土枪851支、土炮1802支、大刀274把、标枪951件。检阅后,大会郑重宣布“宿迁县农民自卫军总队部”成立。县长蔡贡庭兼总队长,县委书记晁福祥兼总队政委,戴文任总队副。大会要求各区乡分别成立农民自卫军大队、中队,村村有自卫军小组。蔡总队长和晁政委就组织农民自卫军的意义及其性质、任务,分别作了报告。戴总队副宣读《农民自卫军誓词》。接着,总队部向各大队授旗。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游行队伍口号声声,震撼四野。

 

第三节   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

 

1942年6月10日,淮海行政公署召开全区财经工作会议,进一步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和具体任务。宿迁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一、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县委、县政府不分干部与公勤员,都要参加劳动;负责同志应以身作则;每月还要帮助农民劳动一天。机关干部劳动项目,一般是纺纱、种菜、养猪、积肥等。当时县委、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每人都有一辆纺纱车,一有空就嗡嗡纺起来。县长蔡贡庭除纺纱外,还抽空背粪箕外出拾粪。机关食堂利用剩饭剩菜,再挖些野菜凑合,每年都要喂两头猪。由炊事员负责喂养,猪肥了留过年过节宰杀,改善生活。当时县区机关向驻地群众借一小块土地,种植蔬菜,从炊事员中选一名有经验的人兼管照料。栽种、施肥、浇水……都由集体去干,蔬菜年年自给有余。

二、工商税务与征粮工作

县政府于1942年底,设立生产处,主任吴志方,副主任张果斯。生产处负责领导机关经营的各项生产工作。1943年春,生产处在何塘庙村与张油坊村分别开办油坊。后又在卜油坊村利用地主一套榨油设备开办一所油坊。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县政府决定将何塘庙、张油坊并入卜油坊,统一经营。县生产处也迁到卜油坊办公。合并后的油坊计有4盘大碾,六、七匹骡子,30多名榨油工人,并为客商来料加工,赚取加工费。自己生产出来的油,主要供应机关、部队食用,卖给当地群众一律九五折优惠,深受群众欢迎。

在大生产运动中,县政府还在卜油坊村创办织布厂。厂里集中40张木织机,40多名工人,其成员多为党政军机关干部家属,少数是地方群众。县政府派人到五分区购来棉花3万斤,由当地乡村政府发给群众纺纱,纺出纱交给织布厂,按质论价,发给手续费。这样,既解决了织布厂的棉纱来源,又增加了农民收入。生产处的收入,原先归生产处,后划归财政局,作为地方财政收入,解决战时财政经济的困难。1943年冬,宿迁县区乡干部,每人发给织布厂生产的土布8丈,够做一条被子(24丈)。一件棉袍(24丈),一套裤褂(32丈)。在这之前,寒冬来临,只给特别困难的个别同志发几尺布,换个袄面或棉裤面子。织布厂解决了部队、机关干部的穿衣问题。

1943年底,运河特区在大兴集开办土产行,将原先私人开设的油行、粮行、棉花行、金针菜行……组织起来,由政府统一来办。各行人员不变,由陈儒珍负责土产行的全面工作。集日,各行所收佣金,一律上交土产行,由土产行按人数统一分成。组织起来之后,一般行员收入都有增加,贫苦行员生活也有了保障。如一个集日,金针菜行没有生意,但金针菜行行员照样可以领到一份佣金。因此,大家都很乐意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组织起来搞好根据地市场。

按照运河特区税务局规定,土产行实行买三卖二按5%收取佣金。每月土产行收入都在七、八百银元,每年近万元。每月按收入总数上交40%给税务局,其余部分由全体人员平分,没有等级。夏秋旺季土产行成交额高时,每个行员每月可收入50块银元。

土产行不仅控制集市贸易,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并负有与敌区商贩联系购买解放区军政机关所需物资的任务。宿城郊区雨露庵村王家彩等商贩,经常来大兴集土产行买金针菜,陈儒珍热情接待他们,和他们交上了朋友,便委托他们为解放区军政机关购买一些必需品。他们冒着风险,先后为解放区买了40多匹白布,100多捆纱,20多箱子弹。总之,大兴土产行在抗战时期,为粉碎日伪军的经济封锁,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改善根据地军民生活,作出一定贡献。

税收也是根据地财政收入的一项主要来源。1941年5月,宿迁县政府设税务局,局长何光启。并在大兴、邵店、陇集设立分局。分局下辖各集镇税务所。在边区要道关口还设卡所。全县税务工作者约60余人。

税收项目主要有坐商营业税(店铺、摊点)、行商营业税(行商须先交保证金、领取许可证)、屠宰税、进出口商品税、槽油坊及卷烟坊营业税等。一物一税,征后在民主政府控制区域,一律不再重征。

民主政府规定,限制粮食、棉花出口和布、烟进口。对私贩违禁商品者,一经查获,即予没收。关于进出口货物的封锁线是根据政权机关活动范围的发展变化而定。1942年至1943年的封锁线是:南至大兴集、丁嘴,北至邵店、叶海子,东至陇集,西至曹集。凡进出口物资都以划定的封锁线为界,进行检查收税。税率由淮海行署税务总局统一制定。各县税务局按总局规定税率计征。由于环境复杂险恶,奸商铤而走险,走私漏税,时有发生。为此,县政府成立税警队,开展武装缉私,抵御敌伪干扰,开展边区税收工作。同时组织边区群众护税查私。他们查获或密报偷漏税与贩运违禁物资者,一律按价值或纳税金额提成,给予奖励。

当时,根据地的金针菜、肥猪出口较多,在征收商品过境税时,要求必须以银元、子弹作为税金,淮海币只能少许。这么一来,商人便千方百计筹措银元、子弹,交纳过境税。因此,县税局每隔十天半月,就有一批银元、子弹上交总局,为充实军备,开展敌区工作,作出了贡献。

县委、县政府对税务工作者经常进行政治思想、经济纪律教育,并作出杜绝贪污的种种规定。凡贪污、挪用,一经查出,便及时处理。税务局经常开展检查评比,表彰先进单位和个人,这对提高税务人员的思想觉悟和业务素质,进一步搞好税务工作,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农业税,也就是公粮公草的征收,主要是根据1942年6月7日淮海行署制定的《淮海区救国公粮公草征集条例》。《条例》主要规定有:(1)公粮公草一律由粮食机关统筹,任何部队、机关不得另筹粮草。县设财粮科,区设财粮股,主持粮草征集事宜;(2)粮草征集办法:以地亩多少划分等级,以收获量大小决定土地等级,公平分配,合理负担;(3)粮草征收标准:500亩以上的户为一等户,每季每亩征公粮12公斤,全年24公斤;500亩以下、250亩以上的户为二等户,每季每亩征公粮10公斤,全年20公斤;100亩以上的户为三等户,每季每亩征粮8公斤,全年16公斤;100亩以下、50亩以上的户为四等户,每季每亩征粮6公斤,全年12公斤;50亩以下、20亩以上的户为五等户,每季每亩征粮4公斤,全年8公斤;20亩以下、5亩以上的户为六等户,每季每亩征粮2公斤,全年征粮4公斤;5亩以下的户免征。(4)土地变动处理办法:自耕田全征,佃出或佃入之田,以2亩折1亩计征;典出田由地主报入土地总数,由执业人照原地等级交地主代缴;(5)依收获量大小确定土地等级。每亩年产120斤以上者为一等田,按征收标准全征;每亩年产120斤以下、80斤以上者为二等田,按标准八折征收;每亩年产80斤以下、50斤以上者为三等田,按标准六折征收;每亩年产50斤以下、20斤以上者为四等田,按标准四折征收;每亩年产不足20斤者为五等田,免征公粮公草。(6)公草以公粮征收等级加倍(即一斤粮二斤草);(7)农民上缴公粮,发给淮海行署制发的统一证据;(8)抗日军人家属实征亩数在8亩以下者,免征粮草等。

《条例》颁布后,宿迁抗日根据地便着手征收公粮公草工作。首先是县、区、乡分别召开会议,广泛宣传征收爱国公粮的重大意义和具体政策,说明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交纳公粮公草是公民的光荣义务。其次是核实田亩和产量。各户田亩数,由于兄弟分居或买进卖出等原因,变动很大,必须重新核实;各田块产量也必须认真评定。因此,由各区乡干部和农救会代表组成“查田核产小组”,通过全面丈量,核实田亩,而后共同评定产量,这一做法深得群众拥护与支持。再次是征收工作。各区乡以财粮工作人员为基本队伍,抽调村干部与小学教师配合工作。每到一村,征粮人员都要反复宣讲征粮政策和减免办法,力争家喻户晓。最后是粮食储存与支拨。公粮征收后,一般是集中运往中心区保管,或就地分给农户保存,藏粮于民。使用时,凭县、区财粮部门支拨单领取,年终结算。由于粮食工作做得周密细致,抗战时期宿迁抗日根据地没有因战争而损失公粮的现象,从而保证了根据地军民的粮食供应。

 

第四节   文化教育事业

 

一、教育工作的恢复与发展

1942年3月9日,淮海行署明令各县:“加紧恢复各地小学,发动社会知识青年以及开明士绅协助办学,推进根据地文教工作的开展。”之后,宿迁县民主政府即在原有或新办的小学中委派校长和教师。同时将一部分私塾改为学校。县长蔡贡庭非常关心根据地的教育事业,经常去泰山、关庙、刘河滩、桃园等小学作政治报告,宣传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鼓励教师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努力为抗战服务。1943年秋,宿迁抗日根据地已恢复创建小学50多所,达到区有完小、乡有初小,学生2000余人。教材由淮海行署教育处编写,发给各县样本,各县文教科再油印发行。那时边区学生都备有两套课本,一套是抗日民主政府编的,一套是汪伪政府编的。上课时,学生轮流站岗。敌人来了,就把伪教材放在桌上,蒙混敌人,敌人走了,便重新学习抗战教材。尽管环境险恶,斗争尖锐,游击区学校却没有停过课。那时办学条件很艰苦,泰山小学借群众牛棚作教室;刘河滩小学在原私塾两间草房的基础上,动员群众献钱粮、桌凳,好不容易才把学校办起来。学校师生热情很高,他们积极宣传党的抗战方针,开展学习、生产竞赛,大唱抗日歌曲,受到人民政府和群众好评。

为提高教师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教学水平,宿迁民主政府于1943年秋举办“小学教师研究会”。全县110余名公私立小学教师及部分塾师参加学习,学习政治、哲学、教育学等理论课,也学国语、算术教材教法的文化课。通过40天学习,小学教师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同年10月,县政府召开小学教师座谈会,秘书陶白作时事报告,就生产、反“扫荡”期间的教学工作进行讨论。会后,组建“宿迁县小学教师抗日救国会”,并发表《宣言》。

宿迁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也取得一定成效。1942年9月,县委举办农民干部训练班,先后培训农民干部1000多人,从而加强了基层农救会工作的开展。同时,各区乡利用冬闲开办冬学、夜校、识字班,一般由小学教师或高年级学生充当民师。学员中以青年妇女最为活跃。平时,她们以纺纱小组为单位,利用休息开展学习,晚上到冬学、识字班上课。课堂多是利用学校教室或借用民房。夏天,田头、树下、河边到处都是她们的课堂。晚上,村村庄庄都可以听到歌声、书声。不少女青年课本随身带,纸笔不离手,甚至烧火做饭还在看识字课本。通过一年多时间学习,一般学员都能认识1500多字,会唱十几首抗日歌曲,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

二、文化工作的恢复与发展

宿迁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首先在二区大兴集成立“抗日文艺演唱队”,1942年改为大兴剧社。剧社受大兴镇政府领导,不脱产。剧社社员40多人。他们能演京剧、话剧,经常排演宣传抗日斗争的表演唱、大联唱、大合唱等多种形式的文艺节目,深受群众欢迎。一次,淮海军分区邀请他们去泗沭县为庆功祝捷大会演出,他们背着锣鼓,肩扛服装道具,步行几十里,赶到现场为大会演出,并深入军营为伤病员进行慰问演出,受到军分区首长及广大指战员的热情赞扬。

1943年后,宿迁解放区的斗争形势开始好转,根据地日趋巩固。这时,各区由青救会牵头都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凡庆祝胜利、欢送新兵、欢迎主力部队过境、慰问伤病员等,均由文艺宣传队演出小型节目。每年春节前后,各区乡排演花船、花车、狮舞、龙舞等传统节目,以及快板、快书、小演唱等讴歌抗战、宣传抗日的新节目。当时,根据地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采,到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第五节   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开始好转

 

一、群众抗日运动空前高涨

1942年秋至1943年底,宿迁地区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普遍开展减租减息斗争,调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方针指引下,各级民主政府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改善了群众生活;公粮公草的征收,解决了军政供应,克服了敌人封锁造成的困难。宿迁地区的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一)参军热潮: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宿迁县境各解放区青年积极踊跃报名参军。1943年在扩军运动中,宿迁县首批105名青年联名写决心书,集体报名参加新四军,其中党员占三分之一。当年第二批扩军任务下达后,宿迁县委、县政府召开参军动员大会,当场就有167名区、乡、村干部报名参军。其中,泰山区李庄乡指导员动员15名青年和他一起参军,被评为“扩军英雄”。运河特区工委在拥军总结会上指出:特区在1943年共扩军460人,其中参加主力部队285人,参加地方区中队的175人。程道区超额完成扩军任务23人,荣获“模范区”称号。泗宿北部的潘山、闸塘、归仁、苏圩等区的地方武装,一次就上升两个营的兵力,充实主力部队。闸塘一个区就上升主力两个连。睢宿边区青救团集体报名参军,一次就有数十人。不论新兵入伍或地方武装上升主力,都要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区、乡干部组织群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为光荣上升或入伍的新战士戴大红花,让他们骑马、坐轿。宿迁县长蔡贡庭、闸塘区长武海峰都曾多次为新战士牵马、抬轿。在参军热潮中,各解放区都涌现一些母送儿、妻送夫、兄弟同戴大红花的动人场面。

(二)破路挖沟热潮:1942年3月中旬,宿迁八区发动群众,一夜扒毁海郑公路60余里,致使宿沭段敌人的交通运输一度被迫中断。同年8月18日,县委发动党政军民齐出动,计2600余人,历时5天,再次破坏宿沭路50多里。根据地有路皆沟,无村不通。睢宿边区九城乡民兵把交通沟挖到柳园伪据点附近。群众性破路挖沟的热潮,为开展游击战争,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宿迁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

1942年6月,宿迁重划区乡。8月,增设桃园区、上岭区。9月,运河特区成立。宿迁大兴区划给运河特区。特区将大兴区的部分乡划出成立双河区。10月,宿迁设来龙区。1943年夏,撤销泰山区,其辖区分别并人桃园、刘集二区。撤销陇集区,其辖区并人新设的悦来区。10月,宿北单独设县,五、六、七区划出。至1943年底,宿迁县下辖邵店、桃园、刘集、来龙、悦来、上岭等7个区,70多个乡。

1943年9月,新四军9旅26团在杨圩消灭国民党宿迁县长时亚武部之后,接着又在苏圩消灭国民党宿三区区队,活捉国民党顽区长苏恒发。不久设苏圩区,区长姜克,区委书记杜良俭。同年冬,主力攻克侍卫圩伪据点后,设杨圩区,区长马敦五,区委书记甄杰。至此,泗宿县辖属宿迁县境计有潘山、闸塘、归仁、苏圩、杨圩5个区,约40多个乡。

1943年睢宿工委决定成立运河区,区长由睢二区区长王保金兼任,区委书记韦荣环,辖唐圩、袁庄、沿河(后改王营)、守望、滨河、七堡、邓庄七个乡。是年中秋节,新四军9旅27团在宿西一举消灭国民党刘子生支队,成立宿一区政权,区长袁介之,区委书记顾惠民。开辟杨集、民庆、九成、和平四个乡政权,争取永顺、三义、新民、新化、支口五个伪政权为两面政权。不久,永顺、三义、新化开辟为民主政权。同年冬,睢宿大队配合主力攻克袁圩伪据点。次年夏,睢二区改为朱海区,区长杨新,区委书记纪凤来;运河区改为苗圩区,区长王保金,区委书记王茂芬;宿一区改为杨集区,区长薛润芝,区委书记薛全凯。

 

第九章   迎接反攻,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

[1944.1~1945.8]

 

第一节   攻克日伪据点的斗争

 

一、日伪军的垂死挣扎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日军在中国华南、华中、华北战场节节败退,被迫收缩防线,处于穷于应付状态。解放区战场抗日军民已展开了局部反攻。这时,日军为了加强东陇海线的防御,驻宿城岛添日本宪兵分队调往新安镇,又从徐州调来宪兵分遣队,队长八木。加上驻城日军竹下部队,共计约一个营的兵力。主要依靠伪保安总队等武装四出骚扰,对交通线上各据点,已无力增援。宿迁解放区日益扩大,日伪统治的区、乡完整的寥寥无几。为了摆脱困境,这些残存据点中的日伪军,还在作垂死挣扎,向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骚扰破坏活动。

1944年1月,宿城日军百余人,由左庄出发,进犯宿迁根据地,途经来龙庵东侧,遭宿迁县警卫团伏击,毙、伤日军30余人,缴日式步枪5支,余敌溃逃。2月24日,来龙区边防队配合民兵一部,深入张圩、天龙庵、曹集等伪区,开展政治宣传活动。返回途中,遭伪军两路截击。来龙区边防队和民兵沉着应战,毙伤伪军多名,安全返回。3月24日,埠子日伪军偷袭泗宿县苏圩区前进乡公所,乡长陈云辉牺牲,乡队长王学江被俘,后不屈而死。5月21日,埠子日军14名,伪军百余名,到大西庄罗挑沟一带抢粮,遭当地民兵自卫队阻击,日伪军丢弃粮草,施放烟幕弹壮胆撤逃。6月中旬,日伪军300余人偷袭苏圩区署,区队副排长许永田,因掩护区委转移而壮烈牺牲。7月24日,宿城伪军230人增援左庄伪据点被围困的伪军,至蔡庄被当地联防队击退。次日晨,宿城伪军500人,再次增援左庄,至蔡庄时,再次遭民兵联防队截击。敌冲至左庄西圩门时,又遭邵西大队和刘集大队民兵阻击,除少数伪军逃人圩内,余部溃散。8月1日,左庄日伪军60余人,四出强迫群众填平左庄四周的交通沟,并割去青苗以防游击队接近其据点。民兵游击健儿采取麻雀战术,机动灵活地与敌周旋,当日毙、伤日伪军9名,余敌逃回据点。8月29日,宿城日军金井中队配合伪军一个中队及土顽王其可部200余人,在宿(迁)泗(阳)运河线上的林宫渡修筑据点,企图控制运河线,切断淮北、淮海的交通。这对宿迁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造成很大威胁。10月,宿城日伪军240余人,护送装有铅丝、粮米、子弹等军需物资的船队,增援运河线上的郑楼伪据点。运河特区的双河区队配合建新乡民兵伏击该船队,毙日、伪军各1名。次年7月,导淮据点日军掘开刘老涧河堤,造成涧河区大片农田受淹。

日伪军在宿迁县境的骚扰破坏活动,并不能摆脱他们的困境,而是越来越孤立,面临日暮途穷、气息奄奄的境地。宿迁根据地军民及时主动出击,吹响了局部反攻的响亮号角。

二、拔据点斗争

1944年上半年,宿迁县境的日伪军作垂死挣扎,猖獗一时,宿迁地方军和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及时进行局部反攻,开展攻克据点斗争。1944年旧历除夕之夜,淮海军分区第二支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一举拔除小胡圩伪据点,毙、俘日伪军60余名,缴获机枪、步枪100余支。大年初一,群众纷纷赶来拆除工事。同年春节期问,宿迁警卫团在来龙庵以南设伏,毙、伤日伪军30多人,缴重机枪1挺、步枪数十支。归仁集据点日军在泗宿地方武装长期困扰下于4月中旬开始撤退。4月15日,新四军9旅26团在25团配合下,在侍卫圩伏击从归仁据点撤往宿城的日军车队,毙日军17人,俘2人,缴获汽车2辆、轻机枪2挺、步枪18支。5月,泗宿县总队配合主力骑兵团粉碎了凌城、埠子、三棵树的日伪军对苏圩、杨圩地区的“扫荡”。随后,新四军9旅一部,拔除双蔡圩伪据点。接着,又攻克陈勋圩、陈林子等据点,俘伪军官兵200余人。5月,睢宿县辖宿迁境的杨集区地方武装在副区长刘昭诚指挥下三战三捷,先在施圩一带,粉碎浪波和尚所率伪军一百余人的“扫荡”,毙、伤伪军10余人;又在徐洼、何庄一带,粉碎蔡集伪军的“扫荡”;在和平乡粉碎高作伪军的“扫荡”。同年11月12日,睢宿大队配合邳睢铜独立团攻克蔡集平善堂伪据点,俘伪军一个中队,缴枪百余支。不久,攻克陆上庄伪据点。总之,形势在好转,斗争仍在继续,局部反攻已取得初步成效。

在局部反攻的战斗中,敌我双方对运河交通线的争夺十分激烈。

1944年4月,淮海军分区军民开始向敌人展开局部反攻。全区先后拔除140多个敌伪据点,把敌人压缩在宿迁、淮阴、泗阳、沭阳等几个孤城和据点里。曾被敌人割断联系的淮北与淮海抗日根据地,又恢复了联系。敌人在运河线上的水陆交通完全被切断。8月中旬,宿城日军通过伪政府官员向抗日游击队恳求,只要让其通航,便不下乡“扫荡”,并给游击队10挺机枪。抗日游击队识破了敌人的阴谋诡计,当即拒绝了他们卑鄙的引诱,警告他们:“运河,是人民的运河,绝不让你们这些强盗通航,你们胆敢进犯解放区,坚决把你们消灭!”敌人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强行在运河线上安设据点,推行其“以点联系”的计划,企图恢复宿迁至淮阴之间的水陆交通,再度分割我淮北、淮海抗日根据地。

8月29日,宿城日军在运河线上的林宫渡设立据点。林宫渡位于宿迁县城东南约50华里,面临大运河,只有十几户人家。敌人进驻林宫渡便强征民夫,修筑炮楼。淮海军分区第二支队一面调整部署作攻击准备,一面派出三两个班的小部队,会同地方武装和民兵,每天晚上向林宫渡实施佯攻,致使敌人无喘息之机。

9月3日,攻打林宫渡战斗开始。淮海军分区二支队6个主攻连,分东、西、南三路,将敌人团团围住。4日,二支队六团一、四两连进占林宫渡以南黄河堤制高点。5日晨,金井率日军40余人、伪军60余人向河堤阵地猛攻,经过激战,日军遗尸6具,被迫退回据点。二支队六团乘胜占领据点以西一带民房。7日下午,二支队六团三连在炮火掩护下,攻占据点壕沟外民房。8日,我军开始炮击,敌据点工事大部摧毁。7时20分总攻开始。二支队6个连队分三路向敌发起攻击。经过一番厮杀,敌人被压回村落里。西、南两面的突击连在机枪火力掩护下,一举攻入村里,将固守各个角落之敌分割开来。从东面突击进攻的二支队警卫连和军分区特务连占领了村东一个院落,战斗在逐屋争夺中进行。在敌人固守的几个院落里,不时升起信号弹,向宿城日军求援。城里日军不敢出动,也在城里升起信号弹,表示对金井中队爱莫能助。这时,我方由日军解放联盟淮海分支的吉春、秋水二人向敌人喊话,劝其投降。而金井从这个院落窜到那个院落,声嘶力竭地命令士兵“死守到底”。凌晨三点,一部分敌人从村北突围,沿运河向西逃窜。村里的敌人最后被压到两幢房子里。为了尽快结束战斗,二支队集中所有迫击炮向这两幢房子射击。房子被炮弹打起火,金井及20多名日军,全部葬身火窟之中。此役,计消灭日伪军66名,俘日军2名、伪军90余名。从此,淮海区的抗日局面更加稳定。宿迁抗日根据地也得以进一步巩固与发展。

 

第二节   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一、党的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

1944年至1945年9月,是宿迁根据地的大发展时期。这时期根据地不断扩大,党组织也有较大发展。党的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都取得一定成绩。

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宿迁县委、县政府利用战争空隙不失时机地对根据地农村广大基层干部、民兵以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普遍进行了培训,并对小学教员及工商税务人员进行政治业务训练。这些训练班,大都以县为单位集中举办,也有以区为单位,由区委主办。一般采取长会短训的方法,时间5~7天。1944年1月,宿迁县第二期积极分子训练班,一次训练全县乡长、乡农救会长和部分区行政干部计70余人。训练班上,县联救会会长杨巩总结农救会工作,要求与会人员在农民政治地位提高、经济条件改善的条件下,发动、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创办试验性合作社,发展大规模生产运动,会议收到良好效果。同年7月25日,县民主政府利用暑期举办小学教师研究会,有110余人与会,学习一个月。研究会课程除政治学习和整风外,还研究了农村文化工作和群众教育工作。这对于提高小学教师队伍的素质,办好根据地教育,起到积极作用。同年11月26日,县政府召开财粮干部会议,县财粮科长吴绍寅总结一年来工作,并带领大家进一步学习党的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制定了财经制度。通过一批批训练,党组织从各条战线上发现一大批积极分子,从中发展一批新党员,为党输送了新鲜血液,壮大了党的组织。从1944年9月运河特区撤销,至年底,宿迁县根据地计有大兴、邵店、泰山、桃园、上岭、来龙、双河、顺河、陆集、涧河、悦来、刘集、沭西等13个区委,139个乡党支部,总计约有党员2147名。

党的思想建设方面,主要是党内开展整风运动。这个运动从1942年秋开始,中间因日军“扫荡”频繁而停办一段时间,至1945年8月结束。

1942年秋,县委在刘瓦房庄开办干部整风训练班,由县委宣传部部长陶白任校长,副部长邓洁具体负责训练班工作。杨巩、于华锋、陈萍等为训练班教员。学员由县委抽调各区乡干部轮流参加。每期约50人,学习时间一个月。这次整风学习的目的,主要是克服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全党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从而加强党的战斗力。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当时宿迁根据地整风训练班,没有书本,现编教材。这次整风学习,对提高干部马列主义水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起到一定作用。然而,这次整风训练班只办了三期,参加学习的区、乡干部仅百余人。至1942年底因日军大“扫荡”而中途停办。

1944年秋,宿迁县委遵照党中央继续整风的指示,在张桃园开办县委党校,抽调区、乡党员干部参加整风学习。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邓洁负责讲课。学习内容和方法与1942年整风学习基本相同,实则是那次整风学习的继续。是时,泗宿县委、睢宿县委也组织干部开展整顿“三风”的学习。这次整风持续到1945年8月,宿迁和泗宿、睢宿的党员干部,基本上都参加了学习。广大党员干部,通过整风,在工作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贯彻群众路线,从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根据地生产建设与文化建设

1944年,宿迁抗日根据地在发展、巩固过程中,完成政权改造之后,即把“增加生产,组织互助组与合作社,兴修水利,发展农村工副业,普及教育”作为建设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措施。通过全党动手,全民动员,群策群力,宿迁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与文化建设,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生产建设方面,县委、县政府在大生产运动中,一面积极组织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倡种棉,发展养猪,帮助农民订兴家计划,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一面发动机关、部队、学校开垦荒地,种植蔬菜粮棉,以求自给自足,减轻农民负担,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响应毛主席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当时纺纱织布在根据地已形成一个极为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家家户户都有纺纱车,有的人家有两三辆,不少村都有织布机,织土大布。县政府把各地纺织合作社组织起来,在卜油坊村办起织布厂。此外,还因地制宜地发展根据地的工商副业。据1944年底统计,宿迁县根据地计有纺纱车8000多辆、织布机240多架,公办1个油坊、1个织布厂、1个造纸生产合作社。还在大兴集、邵店集开办土产行和布匹、杂货商店。这不仅增加民主政府的财政收入,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繁荣了根据地经济,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基本解决了根据地军需民用的问题,也缓解了民主政府的财经困难。

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为发展生产,组织根据地人民兴修水利。1944年2月至8月,宿迁人民群众疏浚崇河3240丈,出动民工18000余人,完成5156万土方,受益农田百余顷。还修浚卓河、马河、广济沟、姚连沟、清心沟、兔藏沟等工程,完成20917土方。修筑沭河大堤3800丈,完成4743土方,从而提高了排灌功能,增加了农业生产。

在文教事业方面,1944年至1945年8月,宿迁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工作又有新的发展。由于根据地不断扩大,教师队伍不断增加,县委、县政府对教育工作抓得更细、更实。具体表现在:(1)抓师资培训。自1940年建政以后,县民主政府对师资培训一直比较重视,多次召开教师座谈会,讨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任务,鼓励教师适应战时需要,努力为革命培养人才。1944年5月,县文教科进行小学教师文化考试,根据教师的文化,制定培训计划。同年9月抽调青年教师张仲英、胡志高等25人,到淮海中学师资训练班学习。每年寒暑假均以研究会或学习班的形式集训教师。1945年1月28日,县政府在大兴集东南陆庄召开教师大会,与会教师254人。会上听取县委作的《当前抗战形势》的报告,并就教育与生产劳动、中心工作相结合问题展开大讨论。大会选出储文锦、曾山等11名优秀教师作为出席县群英会代表。平时,县委、区委通过总结评比、表彰先进,在教师队伍中发展党员。因而,教师的政治思想觉悟与业务文化知识水平,均有不同程度提高,促进了根据地教育工作的开展。(2)走夏陶然之路,开展勤工俭学。夏陶然是个荣军,家住洪泽湖畔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他从部队回来,把村里整天拾草剜菜的20多个孩子组成两个组,边学习边劳动,坚持常年教学,取得了一定成绩。他的办学方法、教学经验不仅在全县、全区推广,而且受到党中央的重视。1944年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报道他的事迹,号召全国各解放区学校向夏陶然学习。当时,宿迁县委积极响应号召,要求教师以夏陶然为榜样,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积极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泰山小学创办时没有校舍,学校师生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建校,经过两个月苦战,在地方干群支持下建起7间新校舍,受到县政府表彰。泗宿县辖宿境的乱庄小学200多名学生,计有60多辆纺车,利用课余纺纱,一学期纺纱1800多斤,换土布450匹出售,收入除解决全校学生书籍纸本费之外,还给参加纺纱的学生每人做一身裤褂,深受地方干群好评。宿迁根据地各小学,通过勤工俭学活动一般都解决了学生书籍纸本费,有的学校对生活困难的学生还酌情给予补助。(3)勇于创新,开办教育实验区。1945年7月,县政府作出决定:以大兴、关庙为中心,地跨大兴、丁嘴两个区共8个行政村(即大兴的街东、街南、街北3个村;丁嘴的陆庄、王庄、牌坊、高圩、团庄5个村)建立一个实验区。县文教科抽调精干教师50人,文教科长叶汉英坐阵实验区加强领导。通过全面发动,教师配合村干部深人动员、逐户登记,八个村都办起了儿童班、妇女班、成人班。每个班均做到三固定,即固定地点、固定时间、固定人员。学员学政治、学文化、学唱革命歌曲。同时,在教育实验区内,大造识字环境,将各种生产生活用具都写上名称,摸起什么用具,就认识什么字。在街头和要道口都设有识字牌,来往行人必须学几个字才给通过。为了总结交流经验,推动工作开展,文教科每天出一期《村学快报》。半年多来,教育实验区内各村青年男女,一般都能识1500到2000字,基本能看书报。有的通过学习能写会算,当上了村会计,有的能为群众写信。群众称赞:教育实验区办得好。

宿迁各根据地的文化活动也非常活跃。各完小学校都有小型剧团、歌咏队、秧歌队,平时配合县委中心工作开展宣传活动。部队、机关的剧团或文工队,也经常下乡巡回演出,及时把边区政府的方针政策、解放区战场的胜利消息传达给群众,真正做到家喻户晓。根据地每当晚上,万家灯火,书声琅琅,歌声嘹亮,民兵号角,震天价响,到处呈现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三、减租减息斗争深入开展

1944年至1945年8月,宿迁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斗争已进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减租减息斗争比以往更加深入、广泛,群众受益更大,思想觉悟较前提高,敢于和地主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不仅减了当年的租息,而且减了往年的租息,广大佃农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邵店区叶海子佃农,通过对地主叶兴五的清算斗争,使其退赔给佃农土地155亩。陈圩地主叶大楞,退出粮食3250斤。泰山区地主王文元,没有粮食退租,就以地作价相抵押,一次就写了15亩地契给佃户。泗宿县辖宿境的龙河乡地主陈尔铎比较开明,主动找佃户、债户协商减租减息办法。他家佃出土地500多亩,一次退租2万多斤、退息数百银元。群众满意,对其就没有采取清算斗争的方式。对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农救会、对抗民主政府法令的地主,除进行二五减租外,还要进行说理清算斗争。大兴区崇河乡地主陈庆林,占有土地400余亩,家中雇工、佣人很多,拒不减租增资,农救会就组织会员和他说理。通过清算斗争,地主陈庆林退租2万余斤,给雇工增加工资100多元。雇工刘运杰一次就算回13亩地。通过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热爱、拥护共产党,更加积极参加各项抗日活动。1944年春节,宿迁县政府号召拥军优属,各区、乡、学校都组织拥军优属小组,广泛开展募捐活动,历时3天,共募得猪肉1012斤,金针菜874斤,抗币3163元,总计约值10万元物品,及时送到抗属、烈属家中,从而密切了军民、军政关系。1944年冬,宿迁根据地再次掀起参军热潮,广大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军参战。这次参加主力及地方武装的,约有500余人。同时,泗宿、睢宿辖宿境区乡,也有数百人参军,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

减租减息运动的深人开展,也推动了根据地群众抗日团体的发展。1944年至1945年8月,宿迁县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姊妹团、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基本形成县、区、乡、村四级组织网络,参加人数占根据地总人口一半以上。农救会、青救会在配合党委中心工作,发动群众,宣传与组织群众,开展各项政治运动,以及在参加生产、保卫根据地斗争中,都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妇救会、姊妹团在拥军优属、互助合作运动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斗地主,抓特务,也为抗战作出一定贡献。

 

第三节   敌伪军工作与情报工作

 

一、敌伪军工作

“瓦解敌军”是克敌制胜法宝。1941年宿迁各根据地党委始设敌工部,对外公开名称是“新四军驻××联络处”,同时接受新四军主力部队敌工部领导。区设敌工站,或称联络站,配备股长一人,或由区长兼任。敌工部任务是分化瓦解敌伪军,争取更多的敌伪人员中立、联盟,直到反正起义,从而孤立打击极少数敌人,同时也兼搞情报工作。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占城市交通要道和大股敌伪军工作的指示》,把开展城市敌伪军工作提高到与解放区工作同等重要地位,提出“敌军工作是反攻先锋”。随后,敌工部改称城市工作部,有的仍沿称联络部,起初只设内勤外勤,后来为加强工作力量,增设组织科,敌伪军工作科、宣传科、调研科、秘书科等。

最早在宿城做敌伪军工作的是周化南。周化南,宿城人,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能诗文,通外语,有较高文化水平,家境优越,威望素著。他满腔爱国热忱,不愿当亡国奴,又痛恨国民党腐败,因此,于1941年通过王梓民介绍到淮北根据地要求参加抗日工作,经淮北区党委敌工部长王子光等动员,被派回宿城做敌军工作。他以卓越学识和社会地位,通过关系结识日本宪兵队情报班班长所薰,并利用敌工部提供的有关我军活动情况的过期情报,骗取所薰信任,当上宪兵队情报室主任,从而获取大量重要情报,通过柏寒、周长清及时报告给敌工部。根据上级指示,通过活动,于1944年夏当上洋河伪三区区长。他利用这个机会积极扩充武装,配合新四军9旅歼灭在洋河附近搞顽伪合流的泗阳保安团仓克志的力量,惩处一批为害地方的汉奸。1945年6月配合我泗阳县总队策动洋河伪区队300余人向我投诚。周化南归来后出任睢宿联络处副主任。

1943年,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派遣陆裕民担任驻宿迁联络站站长,后打入敌宿城情报队,任务是“长期隐蔽,等待时机”,并负责对宿迁敌伪军警宪进行社会调查,通过交通员徐秀湘(公开职务是邮差)定期直接向淮海区党委汇报工作。他与睢宿联络部派驻宿城的敌工人员王自清、肖伯歧等心照不宣,相互配合开展敌军工作,协助护送伪宿迁专员公署大队长吴承恩和张恕一投奔根据地。1944年5月,驻宿迁日本宪兵分队调往新安镇,陆裕民携陆裕庆一度随日军宪兵队到新安镇做陇海线敌军工作。

(一)宿迁敌工部

1941年9月,驻淮海区的新四军3师10旅政治部,派原28团敌工股长林德到宿迁担任敌伪军工作部部长,宋杰为副部长。林、宋抵宿后,在县委支持下迅速组建了县、区两级敌伪军工作机构。县设敌工部(对外称新四军驻宿迁县办事处)。下设情报科、组织科(负责管理敌伪军内部与我有联系的人员)。科长沈其平等。在各边缘区分别建立敌工站(对外称联络站),站长由各区长兼任,也有县敌工部派去的专职人员。具体工作人员有韦学圆、侍友正、冯尊美、张宝哲等20多人。这些同志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深入虎穴,与敌伪各种人物打交道,斗智斗勇,机智灵活,从而在这条险恶隐蔽的战线上,凭一腔赤诚,采取特殊的斗争手段,完成党交给的特殊使命,为抗战作出突出贡献。

他们通过亲朋故旧、师生同学关系,到敌占区去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1942年,林德经蔡贡庭介绍结识了宿城开明人士韩占一。此人读过大学,在县城颇有声望。通过登门拜访、启发教育,激发了韩的爱国热情,他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在宿城上层人士中开展活动。不久,韩占一帮助林德把伪县政府一位姓王的秘书争取过来,成为我方的情报员。每当伪县政府召开军政警会议,研究推行伪化、“扫荡”根据地时,王秘书就偷偷地把会议纪要多搞一份,派专人于当夜12点左右送给我方。我方根据情报,及时作出反“扫荡”的决策。由于情报及时准确,致使日军精心安排的几次“扫荡”都以惨败而告终。当时,宿城“安清帮”组织势力颇大,其成员极为复杂,但也不乏有爱国思想的人。为了争取团结他们,消除不利因素,上级决定派林德打入“安清帮”组织。林德通过韩占一的关系,自称是安清帮辈份中的“念二”,在伪军伪职人员中,收了很多徒弟。对这些徒弟,林德多方打听,了解情况,对其中可能转变者,便开展政治攻势,促其转化。经过大量细致的统战工作,大部分人都倾向革命。他们不仅为解放区送了大量的情报,还做了一些有利于抗日的工作。驻城伪军中队长李少山被争取过来之后,经常护送解放区军政人员通过日伪军把守很严的运河大桥。有时,我方敌工人员要通过敌人控制的宿(迁)新(安镇)公路,也由李少山派伪军护送,从未出事。李少山、韩占一还经常带敌工人员侦察城内日伪军机关驻地,介绍那里的地形及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宿迁城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42年秋,为了多方掌握敌人的战略情报,淮海专署公安处派阎斌打入宿城。阎斌通过宿迁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蔡贡庭的关系,结识了张少桐,在宿城内落下了脚。后又通过张少桐结识了日本情报队队长戚仲侠,从而在宿城站稳了脚跟。同年冬,阎斌多方联络故旧,争取他们参加抗日工作。其中有天主教牧师、伪县长的勤务兵、伪保安中队长、伪警察局特高股长、伪情报科长等。这些人不仅保证了他的安全,而且及时提供敌伪情报。特别是发展警察局特高股肖延璜为我方情报人员后,肖不畏艰险,积极搜集提供机密情报,后来被敌警探发觉,开枪打伤了他的眼睛,他仍坚贞不屈,最终骗过敌伪的审查。

1943年春,阎斌通过蔡贡庭介绍,结识了郑飞卿。郑是徐州日本三井洋行的大买办。其兄是洋行老板,又与徐州日本宪兵队队长交好。阎斌接上郑的关系之后,就在宿城东大街开设三井洋行,自任经理,化名李道成。从此在宿城打开了敌伪军工作的局面。

首先是搞好情报工作。当时宿迁县委派来和阎斌接头的是两个女同志:一个是王侠,公开身份是县中学生,她母亲是城内蔡氏公寓的看守员;另一个是晁峰,宿迁县委书记晁福祥的叔辈姑娘。她的公开身份是手工业工人。交通员是城北矿山村王少山。阎斌就是依靠这些同志把收集到的情报,及时送到宿迁根据地的。

其次是搞布匹,解决根据地的困难。阎斌在运河边的四草坝开设粮行,按解放区的价格收买粮食,掺沙使水后,运往徐州三井洋行,再由郑飞卿把粮食卖掉,买上布匹转运给他。他拿出一小部分在城里出售作为掩护,把大批布匹秘密运往解放区,一次就是200多匹,从而粉碎了日伪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

(二)睢宿联络部

1941年秋,新四军九旅在泗宿县潘山设立敌工站,站长张国权,副站长陶涛,成员有叶新、周长清等七八个人。他们先后与凌城伪区长刘公孚、埠子伪区长蔡久香建立联系,达成不骚扰根据地、保护我过往人员的约定,并发展双方贸易关系。1942年冬,日军对淮北根据地进行33天大“扫荡”,根据地不少干部隐蔽到凌城,受到刘公孚的保护。但蔡久香后来被韩德勤拉拢而倒向国民党。

1943年秋,潘山敌工站迁到睢宿苗圩苗理之家,改称睢宿联络部,张国权任睢宿工委副书记兼联络部部长。这里虽四面环敌,但由于敌伪军工作做得出色,故能稳如泰山。成员分工:陶涛负责睢三区伪区长刘公孚、董子扬工作。1945年7月,策动董子扬率部起义。张国权、叶新、刘昭诚、周长清负责宿城、耿车、杨集方面工作,使宿一区伪区长管荣光、耿车镇镇长董惠桥、王道五、中队长施惠敏及国民党宿一区区长杨树仁等均与我方建立联系,掩护我方人员在敌区工作。刘明铎、周道明负责皂河敌伪军工作,使伪区团长李茂之、曹四与我方保持联系,不对解放区骚扰,不派粮派款。按规定,凡与敌伪乡镇长以上人员建立联系,即报告上级,由工委或联络部派员打入敌军内部开展工作。

1943年冬,睢宿联络部派王自清到宿城工作。王以宿中教师为掩护,组织联络一批青年学生搜集情报、散发传单、瓦解敌伪军;并策动伪宿迁专员公署保安大队长吴承恩、日本特务机关处张恕一等弃暗投明到淮北根据地工作。他利用会日语专长,结识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八木,出任八木的汉语教师,直接从宪兵队搜集情报,掩护我地下工作人员,又发展肖伯歧为我方敌工人员,肖伯歧根据上级指示打入日军情报队,经常把搜集到的日军扫荡时间、规模、方向、口令等报告联络部,使根据地早有准备,避免损失。他为联络部搞到部分日本宪兵队通行证,为我敌工人员进出宿城开展工作提供方便。1945年8月,肖获悉日军将撤往新安镇消息,遂通过联络员徐震将情报送到根据地联络处,使泗宿县总队得以及时进占宿城,截俘部分日军,缴获大批物资。

1944年5月,睢宿工委书记赵卓如出任徐州工委会主任,将睢宿联络部大部分成员带往徐东,面向徐州开展工作。不久,又成立睢宿联络处,叶新任主任。联络处常驻扬集,次年迁至蔡集,并成立武工队,陈茂森任队长,配合杨集区队开展边缘区武装斗争。叶新利用在黉学日军“红部”做杂工的王学礼、姜某,把“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淮北支部”印发的日文传单和通行证散发到日军兵营,号召日军起义参加反战同盟。传单上绘制通往淮北根据地的路线图及接头方法等。先后有6名日军携传单、通行证逃到淮北根据地,参加反战同盟。1945年7月,联络处策动伪耿沙联防办事处主任王维贤率部起义,从而切断睢宿海郑公路交通线,使睢宿与泗宿解放区联成一片。

此外,泗宿联络部曾策动洋河伪军中队长乔振山、邵子安起义反正。运河特区联络部与导淮日军据点伪军中队长施建章建立联系,掩护我军在运河线的交通。

二、情报工作

1944年冬,为准备反攻,淮海地委、军分区决定加强对敌伪军、情报工作的领导,配合其他战线向日伪军发起政治攻势,并将宿迁情报站与洋河情报站合并,成立“宿迁县情报中心站”(对外称宿迁联络站)。任命李云飞为中心站站长,周家保为副站长,还配有通报员、炊事员等共8人。工作重点是宿迁县城。当时,情报中心站常驻六塘河北岸茆庄(现属新庄)。

情报中心站的主要任务是:搜集、侦察、掌握宿城日伪军的动态,诸如兵力部署、部队番号、武器装备、工事构筑、部队调防以及敌战区社会情况等。中心站获得情报后,迅速送交淮海军分区司令部、当地驻军及县党政领导机关。情报来源是城内外情报员送来的情报,由中心站领导进行分析研究、检验核对、辨明真伪,然后写出《敌情通报》上报。

下面是一份《敌情通报》的内容梗概:

“宿城常驻日军一个营的兵力。他们不叫营,官长也不称营长。其番号多用军官名字命名。如防城日军军官名叫藤原,这支部队就叫‘藤原部队’。藤原为部队长。后换小森为部队长,又改称‘小森部队’。宿城日军增减、调防受徐州日军指挥。宿城日军大本营称‘红部’,设在黉学(今宿迁中学),建有碉堡、构筑防御工事等设施。平时红部日军常在黄河故道旁边操练。守城日军及伪县大队等约数百人。日本宪兵队常在城里抓人。宪兵队下设情报所和情报队,专为搜集我方情报。情报所长傅本,宿城东大街人,其父是东大镇伪镇长。情报队共有20余人,其中有4人为我地下情报员。”

宿城东大街原是繁华的商业中心,沦陷后变得萧条冷落。1939年日军借口城内治安,不准群众进城。伪商会在北圩门外至洋桥头,设贸易市场;又在东南门外至东关口,以魁星楼为中心设立商场,形成南北两大市场。两大市场常有三三两两日伪军荷枪实弹往来巡逻。伪宣抚班男女队员打着太阳旗,唱汉奸歌曲,向赶集群众宣传“大东亚共存共荣”、“中日亲善”等骗人谎言。出入两个市场不要“良民证”,因此,情报人员经洋桥或过渡都比较方便,侦察、接头也从未发生过事故。

情报中心站的情报员按规定时间将情报送到中心站,情报员之间彼此不发生横的关系,中心站把他们送情报时间岔开,避免在中心站碰面。当时城内约有10多名情报员。他们有的在日伪军中任职,有的是小商人或诊所医生、学校教员,也有城郊农民。他们没有待遇,组织上只是对生活困难的情报员不定期发给几块钱作为往来茶水费。

洋河镇是宿迁至青阳公路上较大的据点。名义驻日军一个中队,实际只有两个分队。另派一个小队驻离洋河6公里的导淮据点。洋河伪军大队部有个姓夏的文书是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员。夏同志因工作关系不便离队,所获情报由他嫂子送到仓集某商店,然后由中心站派人去取。中心站交给夏同志的任务,亦由他嫂子当面交付。宿迁中心站辖新安镇情报分站。为确保转递迅速及时,上级决定分站所获情报,直接报送淮海军分区参谋处,然后再向中心站汇报。

此外,泗宿县情报北方站站长刘保康,也利用各种关系,在宿迁敌伪军内部发展情报人员,建立内线情报。如通过武海峰关系,了解宿迁、洋河、埠子等处敌伪据点情况;利用肖登五是埠子街人的有利条件,了解埠子敌伪据点情况。宿迁县伪保安队长刘奎中(罗圩乡人)是宿迁县城内线情报员,通讯员有王建明、刘云启。他还利用罗圩伪乡长鲍宇清作罗、陈、蔡几大家族的内线,有特殊情况及时向泗宿情报站汇报。

 

第四节   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一、连续不断的拔据点攻势

1944年下半年,全国抗战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从战略防御即将转入战略大反攻阶段。这时,宿城日军藤原部队只有一个营的兵力,且处于人民四面包围之中。宿迁抗日军民在攻克林宫渡据点之后,连续出击,不断扩大战果。至1944年底,伪淮海省“治安区”面积,由80%缩小到20%,睢宿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军游击队已活动到城郊后庵、釜山。点线之敌,惶惶不可终日。

1945年春夏季,局部反攻的形势,风起云涌,连战皆捷。1月21日,宿迁警卫团夜袭导淮据点,俘伪军及工程人员各1名。2月26日,泗宿县苏圩区队,在宿迁至洋河的公路上,截俘伪洋河镇警察局长钟克明及所属官兵40余人。3月15日夜,宿迁警卫团拔除城郊雨露庵据点,毙日军9名、伪军6名;俘日军上士左藤三郎及伪军50余名。3月中旬,苏圩区队再次在宿洋公路线上截获日军汽车1辆。4月,宿迁陆集区罗桥、惠民两乡民兵,连续袭扰文昌阁据点,活捉伪军2名,并争取15名伪军投诚。4月29日,洋河9名伪军到闸塘区郭庄绑架群众,被游击队毙1名、伤1名、俘7名。5月1日,宿迁警卫团攻克龙埝伪据点,击毙伪中队长以下4名,俘16名。5月6日,宿迁警卫团围攻左庄据点,毙伪军1名,当夜焚毁该据点树枝圩一段。7日晨,宿城伪军300余人前来增援,被地方军击退。8日,伪军又纠集8个中队增援,中途遭地方军伏击,退入王圩伪据点。被围困3昼夜的左庄伪军见救援无望,弃点潜逃。当夜该据点被军民平毁。6月初,睢宿联络处武工队在雎宿公路蔡牌坊截俘伪军送粮队30余车,缴步枪10余支。6月18日,在泗宿地方武装围困下,埠子伪区团长蔡久香携部逃往王夏圩,新上任的伪区团长周云村见大势已去,于同月22日率残部向我投诚。泗宿县队进占埠子。6月21日,井儿头、墩吴、连六庄等地小刀会,为抗拒敌伪苛政举行暴动,砍死伪军队长以下20余人,活捉伪军49人,缴机枪1挺,步枪40多支。27日,伪区团长王斗山,勾结新安镇日军骑兵和伪军150人前来报复,打死刀会80余人,妇孺被杀害40余人,焚烧房屋100余间。6月25日,主力毛河部队包围睢宿县耿车镇,伪耿(车)沙(集)联防办事处主任王维贤率20人投诚,伪中队长童太昌率部逃往高作。耿车、沙集为我军占领。7月16日,宿迁警卫团攻克小胡圩据点,毙、伤日军5人、伪军7人,余敌逃窜,据点当夜被平毁。7月20日,洋河、导淮两据点日伪军,弃点逃往宿城。8月2日,宿迁警卫团在主力配合下,一举攻克文昌阁据点。新驻雨露庵据点之敌,也撤逃宿城。两据点遂被军民平毁。

通过60多天的攻克据点的斗争,宿迁地方武装在主力配合下,共袭击敌伪据点4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420余人,先后拔除龙埝、左庄、王圩、小胡圩、文昌阁、雨露庵、耿车、洋河、埠子、导淮等敌伪据点,取得了春、夏季局部反攻的可喜成果。

二、大反攻前的准备工作

当县境水陆交通线上敌伪的大小据点基本被我攻克后,宿城之敌处在四面包围之中。为了迎接全国大反攻的到来,宿迁根据地军民不失时机地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1944年7月,淮海行政公署决定:运河特区正式并入宿迁县,撤销运河特区建制。原特区办事处主任陈静尘出任宿迁县副县长。特区大队编为宿迁县总队第三营。同时县总队改称宿迁县警卫团。团长张荫堂,副团长吴大林(后为陈国钧),政委为县委书记李干成(后为罗代周、夏炳桂)兼任。同年10月,泗宿县总队改称泗宿独立团,团长夏玉华、政委吴植橡。同时进行整顿区、乡武装和民兵。1945年1月,睢宿县政府成立,县长张国权,县委书记吴云培。同时成立睢宿县总队,总队长由张国权兼,总队副何东加,政治部主任夏同浩。同年4月,宿迁县警卫团三、八两连250人上升主力,县里抽调区、乡武装充实,编制未变。各地区、乡武装都进行了充实,民兵也得到大发展,从而大大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为我军全面反攻创造条件。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0日,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宿迁县境各解放区军民欢欣鼓舞,热烈庆祝。“七大”闭幕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更加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战。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8月10日,延安总部命令各抗日根据地所有武装部队,向一切敌战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8月11日,朱总司令发出命令,命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本投降。

是时,蒋介石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也发出了命令:一是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是要他的嫡系部队“加紧作战”、“勿稍松懈”;三是要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宿迁县参议会朱礼轩、张相文等20多名参议员联名致电国民党重庆政府,强烈呼吁“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进攻解放区。”泗宿县参议会也发表了类似声明。同时,宿迁各解放区军民纷纷集会,进行反攻动员,号召“一切为了前线”,并以县为单位成立反攻团,以区为单位成立反攻大队,每大队约200至300人,为全面反攻做好准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三、宿迁全境解放

1945年8月18日,宿城日军分乘12辆卡车,逃往新安镇。临行时,宪兵队长八木把关押在宪兵队的张怀礼等20多名群众和干部,带到河东洋桥头,用刺刀逐一剌死,放火焚烧大桥。当天,泗宿县副县长兼总队副傅茂如带县总队进占宿城,俘日军2名。次日,运东宿迁县警卫团也进驻城内极乐庵,双方配合在全城进行一次大搜查。后经淮海地委指示:宿迁城由淮北泗宿县接管,宿迁县警卫团遂撤往运东。同时,何东加率睢宿县总队攻克皂河。至此,宿迁全境解放。8月下旬,淮北行署民运部长张灿明率工作队进入宿城,开始进行各项恢复工作。

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宿迁人民终于和全国人民一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夺取了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在八年艰苦抗战中,宿迁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日军入侵之初,国民党五十七军在宿迁作百日抗战后撤往山东,国民党地方政府借抗日之名流动全县,搜刮钱粮,反共扰民。宿迁人民没有被日军残酷凶恶的“三光”政策所吓倒,纷纷组建人民武装,英勇抗击入侵之敌。中共山东分局成立后,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八路军苏皖纵队先后入境开辟根据地。从此,宿迁人民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旗帜下,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断粉碎日伪的清乡“扫荡”,坚持斗争,保卫、巩固与发展了抗日根据地,为华中淮海与淮北乃至全国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八年抗战,宿迁县有4000多无辜乡亲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有近600名优秀儿女战死在疆场,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可歌可泣,他们的英勇业绩永垂青史。

抗战的胜利,结束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屡遭失败的历史,但是,时局的发展表明,胜利与内战俱来。宿迁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将投入新的伟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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